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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于具体应该用什么方法进行文学批评，批评家们的态度往往具有相当的包容性，以期更好地阐释文学。虽然各自文学批评的侧重点不同，但纽约学派和美国新批评派都认为形式不能脱离内容。纽约学派与美国新批评派，作为同一美国文化的继承人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有现实生活中的交往，也有思想上的沟通和共鸣。从文学批评层面来看，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互为选择性、补充性的存在。 尽管美国新批评派巧妙地躲避历史，突出强调文学形式，但并非只求纯正的审美，也有其内在的人文关怀和人文主义追求。尤其是在早期，美国新批评派对社会和文化的基本问题很有兴趣，对宗教和历史也有敏锐的感觉。即使他们在批评实践中把这些问题置于“非审美的”即“非文学的”地位而不予以分析，也从未在理论层面上完全否定这些方面的存在价值。兰色姆不仅为《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撰稿，聘请拉夫和施华兹(Delmore Schwartz)在他那里任教，还邀请特里林担任《肯庸评论》(Kenyon Review)编委会成员。他写给特里林的信中坦言：“我高度赞赏你对社会责任的研究”，“你的兴趣和我的兴趣并不是总能用同一种语言说话，但是它们的确是几乎相同的兴趣，想到这一点真令人欣慰”，“我越来越觉得我与你的品味和判断变得一致了”[25]。韦勒克1958年在文体研讨会的总结性发言中明确提出，文学当然不是对现实的复制，但诗人的世界与日常现实相关，文学批评因之不能逃脱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批评家必须超越单纯的语言学和文体学的层面，走向诗学。他还特别强调，文学分析开始之处，就是语言学分析终止之处；文学批评也不是文体学，文体学确实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构成部分，但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作为一种价值研究，文学批评是对文学的结构、标准、功能等文学知识的系统追求[26]。 纽约学派坚持文学既不是政治宣传的工具，也不是只能满足人们审美需要的载体；文学既要有文化的地基，也要有审美的视角。他们恰恰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展开了与形式主义的对话。纽约批评家虽然明显现实主义地迷恋于美国生活的细节，追求文学批评中的文化—伦理分析和辩论色彩，但是，他们也关注文学的审美价值，努力把新批评的美学模式纳入自己的历史模式。马克思主义能够帮助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由来和社会意义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但是，“如果一个人对文学没有真正的理解，而仅仅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看待文学的话，他很有可能误入歧途。首先，通常的事实是：高层次作品的主旨不是一个简单的要点，而是对事物错综复杂的感知和洞察，所以它是暗示的、含蓄的，而不是清晰的、坦白的；如果读者没有从艺术的高度去把握它们，而仅去寻找那些简单的教义就会陷入不可救药的困惑之中”[27]。威尔逊在这里批评了美国学术界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简单粗暴的教条，把文学作品当成了现实政治的传声筒的错误倾向。他主张文学的价值必须既要在其社会意义，也要在其艺术技巧的基础上来作出判断；表达正确的思想，也需要依赖于技巧的革新和文体的独创性。作为艾伦·塔特、克林斯·布鲁克斯、罗伯特·潘·沃伦的同代人，特里林在这一点上尤其突出。特里林就算在《党派评论》从事编辑工作时，也认为文学作品既是观念和价值观的核心，又是一个符号结构。当然，纽约批评家进行文学文本分析的目的，还是为揭示其所涉及时代的思想本质服务的。 纽约批评家把文学批评当成了一种评价方式。他们的狭义上的政治，最终只在其文化批评的实践中占据了一个有限的位置。正如《党派评论》的编者在1943年夏季刊所言：“我们不能同意让艺术和文学从属于政治趣味。”然而，纽约学派尽管由此在美国新批评派那里发现了共性的一面，却仍然不赞同其实际批评中只关注文学文本的严格检验的一面。拉夫、卡津和欧文·豪(Irving Howe)都曾批驳过这种美国式的形式主义。他们认为，美国新批评派坚持了一种出于理想主义的不平衡，即为了全神贯注于技术的唯一维度，被迫从意义退却——这就等于逃避了寻求统一的文学批评方法的责任[28]。它那种缜密复杂的文本分析，还是不免流于精心装扮的琐屑。针对新批评最终所呈现出来的执于一端，纽约学派潜移默化地灌输文学对社会思想的尊重，倡导文学作为一个统一体的观念，以纠正这种唯美主义的过度泛滥。这样，纽约学派把美学要求放在了次要位置，历史、社会和道德因素则居于更重要的位置。审美分析是基本的、必要的，但不够充分，只是作为文学批评的一个维度存在。由于在文学批评的实践中坚守的社会学、历史、道德规范、政治和美学维度，纽约学派构建了战后早期美国的一种与众不同的批评模式[29]。纽约学派的文学批评以其追求综合均衡的方法论，与美国新批评派的执于形式之一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