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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色姆(Ransom, J. C.)在《新批评》(1941)中对瑞恰慈、燕卜逊、艾略特和温特斯的共同指责就是心理主义，尤其批评瑞恰慈是“心理主义者”。维姆萨特在《具体普遍性》(1947)一文中甚至为新批评的客观主义设置出一种“公共心理”，以区别于作者心理和读者心理的私人范畴。韦勒克所强调的“内部研究”，也是凸显对文学的“本体”即文学作品由语言构成的“符号结构”进行审美的分析，反对进行心理学研究和接受美学研究。正如保罗·德曼所言，“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批评派自始至终未能克服其反历史的偏见”[11]。特里林1946年曾经感叹，“由于德莱塞和詹姆斯的并置，我们马上来到了一个昏暗而血染的十字路口，文学和政治在那里狭路相逢。没有人愉快地走向那里，但现在这全然不是一个人是否要走向那里的自由选择”[12]。这种情形意味着，批评家必须站在十字路口才能发挥作用。然而，美国新批评派借着“文本细读”避开了必然的历史抉择，堂而皇之地没有走向这个十字路口。 纽约学派与美国新批评派之间的争论，直接与他们对于历史的看法相关联。“排斥文学作品所借以产生的历史—社会原因的研究，这是所有的形式主义包括结构主义的一致的立场”[13]。美国新批评派之所以获得广泛响应，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关于诗歌创造了一片摆脱和超越历史的空间的观点，反映了“从历史中退出”这一在当时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愿望[14]。美国新批评派重视分析简短精练、具有反讽意识的抒情诗，而排斥散漫的、叙事的、不事雕饰的、激情的、观点明确的文学类型，即排斥了人类的文学经验的广阔领域。新批评从方法论上就反对在分析、评价文学作品时使用传记性的或者历史性的材料，以避免“文学以外的”因素掺杂到他们所谓的不带偏见的艺术结论中去。皮尔斯在《历史主义东山再起》(1958)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新批评派分享了“我们文化的病症之一——害怕历史”[15]。 特里林毫不客气地指责美国新批评派，认为他们完全遗忘了文学作品的历史真实性。尽管美国新批评派自己也被卷进了历史之中，也做出了种种历史判断与评价，然而，他们却把“历史感弄成同他们的美学观格格不入了”。于是，在这样的矛盾中，他们竭力把历史的大门紧紧关上，甚至不仅忽略历史，还倡导艺术要从历史的魔爪中解放出来[16]。纽约学派作为美国新批评派的批评者，坚决主张文学批评必须要介入历史。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坚持纽约批评家都是实践批评家，“在对于作家、运动、思潮和当时文学问题的考察中，最好的实践批评家都有着强烈的历史感、社会意识，以及独特的体验和风格”[17]。卡津明确提出，“好的文学批评应当具有积极的历史感，即总结出时代精神并鼓励人们超越自己的时代，从更宽的视角来看问题，以便创造一个符合自己想象的未来”，“不仅看到人类的历史，而且重视人在其中的奋斗”[18]。激进主义并不要求作家和批评家抛弃过去，而是应该以一种赞赏的姿态面对文学传统，研究文学的历史，吸收过去的精髓，确保文学的品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