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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为了追求美国文化的独立和扩大美国文化的影响，美国学术界曾对美国文化传统和美国人的文化意识展开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其中，发端于历史学和文学研究的“美国学运动(American Studies Movement)”功不可没。帕灵顿(Vernon Louis Parrington)的《美国思想史(1620－1920)》(1927)一书被奉为美国学的开山之作，20世纪40年代—60年代正值这一运动的发展鼎盛期。吉恩·怀斯(Gene Wise)指出美国学运动的研究主题集中于以下方面，即美国存在单一的“美国精神”；“新世界”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区别于欧洲的美国精神；美国精神存在于每一个美国人身上，但集中且系统地体现于美国思想家的论著之中；美国精神是美国历史的永恒主题；美国学推崇美国的高雅文化和经典文学作品。他还明确赞同，文学批评家对这一思想史理论的接受就是出于“对形式主义的反抗”[6]。纽约学派选择跻身于这一洪流之中，其文学批评凸显历史意识也就是必然的逻辑。 正是由于这些重要的优势，如对社会背景和历史趋势的敏感，纽约批评家才能与其他美国先锋派的拥护者，尤其是美国新批评派，区别开来[7]。纽约学派强调历史的连贯发展，坚信存在着一代无与伦比的现代文学大师，并且与美国批评界的其他学派相比，将这些作品放置到了更重大、更紧要、更有价值的文化背景之中。他们不仅看到美国文学与欧洲文学保持了长久的表亲关系，也看到美国文学在南北战争之后开始对欧洲文学发挥影响，踏上了通往欧洲的文化之旅。卡津(Alfred Kazin)曾骄傲地宣称，“薛特尼·史密斯之类的欧洲人，再也不能如是发问了，‘谁要读美国作品呢？’在一九三三年以后，谁还可以不读一点美国作品呢？”[8]纽约批评家帮助完成了欧洲文化美国化的进程，但最终目的却在于推动美国文化的独立自主和欧洲化即世界化进程，揭示并论证美国精神的历史连贯性和社会一致性。 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1949)一书中专章阐述了对于文学史的看法，从形式主义批评的立场出发，突出了文学史与历史的本质区别。他们认为，文学是一种艺术，文学史必须是关于这种艺术的历史，即“作为艺术的文学的进化过程”。他们强调文学不是人类社会、政治或智识发展史的消极反映或摹本，主张一个文学时期应该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断面”，文学史就是这个价值系统被采用、传播、变化、综合以及消失的历史。因此，关于“作为模式规定着具体作品的写作”的文学类型的历史，才是“文学史研究中最有前途的领域”。美国新批评派所强调的传统，也就是这一意义上的传统。艺术家的独创性不是对传统的背离，而是利用先前的艺术家的成就，因为“在一个特定的传统内进行创作并采用它的种种技巧，这并不会妨碍创作作品的感性力量和艺术价值。”于是，文学史的首要任务就是“确立每一部作品在文学传统中的确切地位”。尽管他们承认文学传统的变革既有文学既定规范枯荣的内在原因，也有社会、智识和其他的文化变化的外在原因，但还是坚持“文学与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之间的联系是远为间接的”，“文学作品最直接的背景就是它语言上和文学上的传统”[9]。这样，美国新批评派终究还是把历史逐出了自己的文学视野。 不论韦勒克(René Wellek)如何辩称新批评也有历史意识，至少他们的文学批评实践并没有证明这一点。美国新批评派只孤立地研究单个文学作品，只留意文本形式，悬置了一部文学作品与作品群体、文学史、社会历史的关系，并且正是以这一批评姿态在美国文学批评界和学院教育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新批评派恰恰就是把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没有意向性目的性的‘单纯具体的感性事物’。”[10]维姆萨特、比尔兹利的《意图谬见》(1946)和《感受谬见》(1948)，更是从理论上将新批评的文本中心主义推向极端。他们反对这两种文学批评中的“心理学谬见”，恰恰表明他们从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的两端拒斥文学的意向性、目的性，切断了文学文本与作者和读者的意识活动的联系，使文学文本成为一切文学活动(包括文学批评)的绝对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