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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哈贝马斯的理论假设，康德主义色彩显而易见。在明确了作为理想型的民主法治国家之后，其次就是如何才能把政治共同体中的多元世界观协调起来的问题。这实际上涉及到民众的政治动员。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也就是一个有着多元世界观的共同体能否通过假定一种以程序和原则为核心的基本共识，而超越纯粹生活方式的限制，实现稳定和一体化。对此，哈贝马斯指出，宪法是民众自己制定的，因此，法律实际上贯穿在政治权力之中。只要我们把民主程序看作是用正当性革新合法性的方法，可以说，一种彻底实证化的宪法秩序中就不会出现有效性匮乏问题。 哈贝马斯这里所说的是他一贯主张的程序主义政治概念。按照这种概念，我们必须从政治动机上区分开作为立法者的政治公民和纯粹作为法律受众的社会公民。要想把前者动员起来，就必须让他们关注公共事业，发挥积极作用，因为政治参与不能用法律的手段来加以强制。此外，自由国家也不允许向民众提出无理要求，让他们主动出来为他人做出奉献甚至牺牲，因此，对于民主制度而言，一种优良的政治德行也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但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自由国家无法从它的世俗状态中不断创造出其动机前提。只要法治国家和民主制度之间保持紧密的联系，民主实践就会释放出其政治动力。 随后，哈贝马斯把目光转向历史和现实，着重考察公民团结的前政治道德源泉问题。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所谓现代化，就是世俗化，甚至是一种脱缰的世俗化，所造成的最大恶果就是民主联盟失去了意义，换言之，社会失去了一体化的基础，变得一盘散沙：“从历史上看，共同的宗教背景、共同的语言、特别是新近唤醒的民族意识对于形成一种抽象的公民团结是大有帮助的。然而，共和主义观念在历史上却越来越远离这些前政治道德的基础。” 现代化在当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全球化”。它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桀骜不驯，侵蚀着政治概念和政治决策的基础，导致民主意见和民主意志形成过程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更糟糕的是，人们对国际社会的政治创造力失去了信心，对政治则越发冷漠。面对现代化的危机，后现代理论提供的是一种激进的理性批判立场，试图通过逾越理性而达到消除危机的目的。于是，后现代理论陷入理性怀疑主义而无法自拔。相反，天主教思想由于一直和世俗思想保持距离，反而避免了这样一种理性怀疑主义。因此，哈贝马斯主张，在用交往理性克服现代性内部矛盾的时候，不妨让宗教处于在场状态，以便让哲学感受到认知上的挑战。 至此，哈贝马斯开始切入主题：文化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语境中启蒙和宗教的自我反思问题。哈贝马斯建议把文化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看作是两个相互学习的过程，它们迫使启蒙传统以及宗教学说对自己的界限进行彻底的反思。哈贝马斯以天主教为例，认为它对错误生活、社会病症、个体人生计划的失败以及生活关系的扭曲等一直有着敏锐的把握，并做出了准确的表达，而这是其他专业知识所无法做到的。因此，哲学必须向宗教学习，而且不能出于功利目的，必须出于内在需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