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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新春伊始，地处南德的巴伐利亚乍暖还寒，然而，首府慕尼黑不远处的天主教学院却掀起一股热潮，吸引着西方各界无数的目光：在天主教学院院长舒勒先生(Florian Schuller)的主持下，哈贝马斯教授和拉辛格主教(Joseph Kardinal Ratzinger分别代表世俗学界和神圣学界，面对面地就“启蒙和宗教”阐述各自的立场。一边是“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德国哲学家，德国当代政治文化领域公共良知的化身”(舒勒语); 另一边则是罗马教廷信理部部长。两人相期而遇，交锋中妙论迭出，引起宗教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兴趣。 对于哈贝马斯，我们已不再陌生；而拉辛格在德国也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梵蒂冈召开第二届大公会议期间，拉辛格出任德国红衣主教弗林斯的助理神学家，使他在宗教界一举成名。一九七七年三月，拉辛格被任命为慕尼黑和弗赖津的大主教；同年六月，在红衣主教会议上，升任保罗六世的枢机主教。一九八一年，被保罗二世任命为罗马教廷信理部部长，从而奠定了他作为“天主教神学指路人”的地位。 作为罗马教廷信理部部长，拉辛格专职负责天主教会的意识形态工作，代表教廷阐释和发挥正统的信仰体系。不过，拉辛格可不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作为天主教神学家，他对时代变迁保持高度的敏感，正视教会在新时代所面对的种种挑战，提倡并致力于天主教的改革运动，代表教廷与当代思想界展开积极对话。而且，他不但是基督教对话理论的倡导者，更是实践者。据说，他平常有个颇为特别的爱好，就是邀请各方人士到他办公室和他“对话”讨论一些在宗教界甚至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问题。 我们无从知道拉辛格和哈贝马斯此番交锋的直接动机，但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做出推论。从微观上看，拉辛格和哈贝马斯作为神学意义上的对话主义者和世俗领域里的交往主义者，应当有着许多的亲和性。而从宏观上讲，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目前已经完成了在世俗领域各个层面上的建构(从思想层面上的“后形而上学”到政治层面上的“后民族结构”等)，现在是到了向神圣领域推进的时候了；而天主教会眼下正处于快速转型时期，罗马教廷对自身的历史进行深刻的检讨，教皇对全球资本主义做了尖锐的批判，而且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还立场强硬，坚决反对美国。所有这些都表明天主教会已不再仅仅关注个体的拯救，而是转向伸张集体权利和社会正义。因此，哈贝马斯和拉辛格的此番交锋可以说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并不让人愕然。 交锋的主题是：“自由国家的前政治道德基础。”哈贝马斯首先发言，从五个不同的方面阐述了他对民主法治国家中的民主制度和道德制度的理解。首先是民主法治国家规范力量的更新能力问题。眼下人们普遍对民主法治国家规范力量的更新能力产生怀疑，觉得政治统治完全把法律的实证化作为自己的原则，于是，政治能否为自己提供世俗的或非宗教的论证，也就很成问题了。针对这个问题，哈贝马斯明确表示，他本人对于民主法治国家的规范力量深信不疑。为此，他不惜对政治自由主义做出让步。在他看来，政治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康德式的共和主义，处于西方理性法的传统之中。其合法化基础一直可以追溯到十七和十八世纪，并且放弃了古典自然法学说和宗教自然法学说的宇宙论或救世论。换言之，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解神秘化的世界观，不同于宗教的或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而民主法治国家中的民主过程建立在这样一种推测之上：任何一种结论，只要是经过包容性和话语性的意见和意志形成过程，就是可以接受的。民主和人权相互制约，因为民主立法程序的制度化同时也保障了自由的基本权利和政治的基本权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