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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语言是非文学语言进入文学语境之中而生成的。瑞恰兹说过并不存在所谓的文学特性，或者美丑的对象本身令人愉快或者不适的问题，语词给人带来的效果也不是它本身天生就携带的，相反，是由接受语词的语境带来的，因而“一个词语具有的效果即它能介乎所可能产生的某个效果与它所进入的特殊语境之间”[20](120)。并没有专门的文学语言存在，语言也并没有固定的文学性，只能在语境之中才能进行划分。语言被作家拉入文学语境之中，形成文学语言独特的魅力。德拉·沃尔佩甚至将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区别都归于不同的语境因素：“我们确信一般科学与诗歌(一般艺术)之间的真正差异，并非在于科学思想的‘抽象性’或诗歌想象的‘具体性’，而是在于表达科学思想所用语言的总语境范畴或技术特性和表达诗歌思想所用语言的有机语境范畴。”[21](126-127)所以在对“文学性”进行确立的根源性上，文学语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学性并非形式主义文论所认为的是文学内部恒定不变的、区别于一般语言的独特性质。语篇和语言能否被判定为文学以及文学性是不是恒常的性质，都需要被置于文学语境的场域之中来审视。文学是一个语境的事实，文学话语本身并不能证明自己的文学性，是否成为文学决定于它所处的语境[22]。文学性是变化的，从来没有纯粹的文学和永恒不变的文学性；文学性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具有不同的内涵；文学语境是复杂和变化的。因此用语境决定的文学性永远都是具体化的、语境化的[23]。因此，笔者认为文学语言的非概念化诗性特征并非来自于文学语言自身的内在属性，而是源自于文学语境的确证。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学语境对于文学来说具有一种形而上的诉求，当然这种本体言说是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 第三，社会文化语境赋予文学语言前反思性、审美性和感性特质。作为形式语言观的对立面，以洪堡特为代表的人文语言观认为语言与人的精神生活和世界是密不可分的，不能在一种抽空的环境中来研究语言的形式和规则，“即使在纯语法研究的领域里，我们也决不能把语言与人、把人与大地隔绝开来。大地、人和语言，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24](302)。这是因为“语言绝不是产品(Ergon)，而是一种创造活动(Energeia)”[25](56)。语言学是一个有机的生成过程，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语言的过程应该被比喻为生理学的过程，而不能比喻为解剖学的过程。洪堡特的人文语言思想远远早于索绪尔的语言思想，但因为译介的问题和索绪尔语言思想的影响性使得我们长期忽视了洪堡特思想的重要意义。他始终强调语言与生活世界，语言与人的精神之间的关系。语言应该是未分析和抽象地整体地被人所把握的，“人对语言的运用就无不源于他自身的感觉、情感、想象、理解、意志与欲求，即使在借助语言进行思考、传达信息的时候，也无不表达他自身所特有的感觉方式、理解方式和评价方式”[26]。洪堡特的人文语言思想让我们意识到文学语言一定是关涉着人的情感、感受、精神、理想等因素的；同时也正因为文学语言的敞开性和包容性使得文学与外部社会、历史、文化的整个生活世界紧密联系着。 正是语言的人文属性使得文学所反映的生活世界是一种感觉的世界、尚未抽象和分解的原样的整体性生活世界。也就是说，文学语言的非概念性、前反思性、情感性和感受性等等感性特征都是源自于文学语言对生活世界的整体把握，同时文学语言与生活世界具有一种直接性的体验关系，因而对文学语言的理解一定需要将围绕在语言周围的情感、感受、审美、诉求等“光晕”联系在一起，即置于文化的语境关联之中来理解。语境与文学语言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同在的依存关系。在这种同在关系之中，语境与文学语言互相生成，互相内嵌于对方。但对于文学语言的感性特质来说，文化历史语境具有本体性的言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