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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语境具有一种赋予表征着世界的语言符号或者思想知识以意义确定性的本体论特征。然而这种语境本体论并不属于形而上学的传统理论言说范畴，而是属于后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体系。可以说，语境的本体言说是由后形而上学对形而上学的反拨而带来的。在形而上学视野之中，超越形而上的永恒的终极本体是语言的本原，如逻各斯(logos)。亚里士多德以十个范畴作为基础，创造了形式逻辑，使得形而上学的语言学走向形式逻辑。在形而上学理性的控制下，意义就成为一种关注语言真值的结果，于是具有了一种确定性和永恒性。而后形而上学对形而上学的攻击主要集中在形而上学的永恒实在性、非此即彼的二分性和超验性。后形而上学站在这种思想的对立面形成一种以语境为核心的理论意识，“语境主义把一切真值要求都限制在局部的语言游戏和传统上接受的话语规则中，并把所有理性标准吸收到仅仅在原地适用的习性或惯例中”[11](48)。因此，语境也就成为世界意义的本体性源头。 文学语境赋予了文学语言以后形而上学特质。我们知道后形而上学对形而上学的颠覆主要还是从内部进行的，以非理性的直觉主义和存在主义的阐释学完成对形而上学感性和理性、主体和客体二分的超越。而文学自身语言的独特性使得文学在后形而上学理论背景之中具有了一种本体性的言说。形而上学认为概念性和逻辑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后形而上学认为非概念性和非逻辑性是语言的本性。而这种本性恰恰在文学语言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因此，文学语言在形而上学的理论框架中是毫无地位的，甚至是被排斥的。但是将文学语言放入后形而上学的理论之中，发现文学语言诗性特征使自身成为理论的中心。于是学者们试图寻找到文学语言自身特有的性质，让自身能成为后形而上学之中的坚实根基。瑞恰兹就认为科学语言旨在追求逻辑性和指称的精确性，而文学语言则在于强调情感性。同样的还有保罗·利科对科学和诗歌的区分，他认为科学语言追求精确性、一致性和可证实性。科学语言是通过语言逻辑规则构建起来的，其目的是消除歧义，达到语言的明晰性。而诗歌语言就是以多义性和歧义性作为自己的独特特征，它与指称性无涉，不言说任何对象，取消世界[18](291-304)。将文学语言从科学语言和普通语言之中区隔出来的目的就是试图维持文学语言的独立性和纯粹性。 然而，文学语言的“杂语性”使得我们自以为是地认为所谓的“文学语言”纯粹性落了空。巴赫金的“杂语性”在文学中体现为“多语体性”，“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一切可能有的语言语体、言语语体、功能语体，社会的和职业的语言，等等。(与其他语体相比)它没有语体的局限性和相对封闭性。但文学语言的这种多语体性和——极而言之——‘全语体性’正是文学基本特性所然。文学——这首先是艺术，亦即对现实的艺术的、形象的认识(反映)，其次，它是借助于语言这种艺术材料来达到的形象反映。”[19](276)因此，我们并不赞同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是属于不同的语言，其实二者同属于语言，差别主要在于所处的语境。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语境成为文学语言本体特质的更深层的本体言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