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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语境本体之后形而上学言说 本体性思维源自于传统形而上学探寻万事万物本原和基础的思想，将本体视为一种非经验能把握的超验的抽象存在。我们的语境本体和文学语境本体是建立在后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的，而非形而上学的理论框架之内。后形而上学对形而上学的批评源自于两个维度的进攻：一是外部批判形而上学；二是内部颠覆形而上学。对形而上学的外部批判最早是科学实证主义，他们以经验为基础，通过语言逻辑证明了形而上学的绝对预设的无意义，即“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10](149)。于是沿着这样的批判路径，分析哲学从早期的意义标准性转到后分析哲学的语用学研究，也就是对语境的关注，“在库恩那里形成一种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在罗蒂那里则形成一种后分析哲学的语境主义”[11](5)。对形而上学的内部颠覆主要包括：生命直觉主义和解释学传统。以非理性主义——新康德主义、意志主义和生命哲学倡导的意志、情绪、直觉等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进行颠覆。以存在主义和解释学——阐释和理解对绝对意义进行颠覆。内部颠覆都试图“寻找到某种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浑然未分的思想状态，从而使存在的意义得到本源性的把握”[12]。文学以“前反思”和非概念性的诗性语言的方式超越主客体二分的困境[12]。因而文学语境本体言说从两个层面上的后形而上学吸取理论资源。 首先，人类对世界的把握是通过将世界内化为主体的自身的思想、理论和知识来进行的，而思想、理论和知识并不能自我呈现，只能借助于语言和符号，于是人对对象世界的掌控就成为对语言符号的占有和理解了。也就是说语言符号成为对象世界的现实表征，语言就成为思想和理论的本体性言说了。而语言和符号一定是存在于自身的语境之中，或者说思想就存在于自身的语境之中，为语境所限制和阐释，与语境同在同亡。因而“语境就成了人类之知性与理性存在的本体论基底”[13]。而语言符号并非以语法逻辑形式而存在，它是人的本质力量往外投射，正如赫尔德所说“语言的全部构造方式正是人类精神的发展方式”[14](41)。语言的分类，语言从动词发展成名词等过程都反映出人类精神发展的图景；人与世界的关系，因为人类原初的爱憎情感，从而在语言上表现为语法的性，比如事物被分为男性、女性，善良、邪恶。人心中的感觉浸润到所有的物体之中。语言的精神性特质使得语言内含着社会、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因素，“语言的特性是民族精神特性对语言不断施予影响的自然的结果。一个民族的人民总是以同样的独特方式理解词的一般意义，把同样的附带意义和情感色彩添加到词上，朝同一个方向联结观念、组织思想，并且在民族智力独创性与理解力相协调的范围内同样自由地构造语言。于是，这个民族便逐步地使其语言获得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色彩和情调，而语言则把它所获得的这类特征固定了下来，并以此对该民族产生反作用。所以，我们从每一种语言都可以推知与它相关联的民族性”[15](204)。因而，笔者赞同洪堡特的观点，语言是在文化之中孕育出来的，同时也受到文化语境的束缚和控制。语言符号对主体和文化的依赖性，也就是对语境的依赖性，使得语境的本体论具有了一种历史的确证。 第二，语境是作为人类思考问题和看待对象的一种与生俱来的关系模式，具有一种本体论属性。正如迪莱(Dilley)所说，韩礼德让语境观念“从关于人们在语境中的所言、所作和所思，转变为了以语境为框架，对这些所言、所作和所思进行解释”[16](4)。这样，语境就逐渐摆脱一种局限于语言层面的研究，走向一种对世界本质，对人类知识和孜孜以求的真理的深入思考。即语境已经成为人类言语和思维的潜在规则，甚而具有一种本体性。人对事物的观念涉及意义的生成问题，因此语境对意义的生产起着决定作用。但是这种语境不能是任意的语境，它是一种意义的顶级约定，不同主体之间的一致评价性。起作用的语境一定是具有以本体论性为基础的约定性。主体对实体本质的概括和认识是随着语境的变化而流变着的，即对事物不同的本体论态度是受到不同语境观的影响的。语境不同，对对象意义的界定就会存在很大不同。主体通过自身对世界的认识和建构，动态地创造和扩充着语境。正如莱欣巴哈所说：“实体的存在是在相互关联中表达的。”同时，语境反过来对主体的实践活动具有制约和阐释的功能，语境的差异性带来对对象本质认识的不同，决定着意义的生成。难怪诺义萨会说：“语境的确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和有意义的方法论支点，但它必须与存在的概念相一致。只有在一个相关的语境中，才能发现事物的本质和存在。”[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