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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批评语体的檄文化 左翼文学批评话语在语体上的特征就是写作程式的“檄文化”。“檄文化”是指左翼文学批评语体多用政治口号对论敌进行非难，把学术批评变为对论敌的道德指控与政治讨伐，学术论文成为意识形态斗争使用的政治檄文。在古代，一方在发动军事进攻前，往往先发布一篇征讨对手、制造声势的文告，这种文告被称为“檄文”。檄文通过宣布对方罪恶、攻击对方缺陷、彰显己方优点、宣扬己方声威等方式，以争取民众舆论支持，动摇对方军心。檄文的文体特点一般是“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52)。 左翼文学批评话语承绪了古代檄文写作的一般思路，在批评时总是先从政治道义上指陈对方缺点、错误。瞿秋白批评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艺，首先以标题的形式显示民族主义文艺的“屠夫文学”性质，然后下笔指斥其为“中国绅商”定做的“鼓吹战争”、“杀人放火的文学。这就叫做民族主义的文学”(53)。茅盾批判民族主义文艺，一下笔就说： 国民党维持其反动政权的手段，向来是两方面的：残酷的白色恐怖与无耻的麻醉欺骗。 所以在一九三○年上半期普罗文艺运动震撼了全中国的时候，国民党一方面扣禁左翼刊物，封闭书店，捕杀作家，而另一方面则嗾使其走狗文人号召所谓“民族主义文艺”，正是黔驴故技，不值一笑。这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便是国民党对于普罗文艺运动的白色恐怖以外的欺骗麻醉的方策。(54) 令人遗憾的是，左翼文学批评话语虽然不乏“气盛”、“辞断”，然在“事昭”、“理辨”方面却做得不够好。在行文过程中，左翼文学批评家常以威吓、侮辱、谩骂等粗俗的手段代替逻辑论证与推理分析，从而使左翼批评话语的理论品位大大降低。左翼批评家徐懋庸给鲁迅写信，称对胡风这样的异议者“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云云，鲁迅对此极为愤怒地写道：“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在‘统一战线’这大题目之下，是就可以这样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55)左翼文学批评手段的粗鄙不但让左翼以外的人士不以为然，也让左翼文坛内部一些作家甚为不满。鲁迅曾撰专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56)，指责这种以打击、恐吓、侮辱、谩骂代替说理和论证分析的恶劣文风；耳耶(聂绀弩)对周扬批评徐行时使用“无耻的政客”、“民族的送葬者”、“抉进棺材里去”之类的说法表示反对：“统一战线真正不过如此，那面目岂不太狰狞，容量也岂不太狭小了吗？”(57)郭沫若也反思说：“我们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的人每每有极端的洁癖，凡是非同一立场的人爱施以毫不容情的打击，在目前我们确应该改换这种态度了。”(58)威吓与侮辱手段可能与左翼文学批评家居于上海、受上海滩流氓无赖作风的影响有关，行文谩骂大概与列宁的文风有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列宁文章的中文翻译数量较多，列宁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章中，常出现一些骂人的语句，如那篇有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其中就有“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这样的语句。领袖就是榜样，俄国革命领袖既然是始作俑者，那么，中国革命后辈跟着学习、效仿，也属常理。 左翼文学批评话语在批评手段上的粗鄙还表现在给批评对象乱戴政治帽子。周扬批评胡秋原的“自由人文学理论”，先从政治立场上指斥胡秋原，说他“比民族主义者还要恶毒”，“是以口头上拥护马克思主义甚至现实主义，来曲解，强奸，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口头上同情中国普罗革命文学，来巧妙地破坏中国普罗革命文学的。如果不认清这种社会法西斯蒂的政策和把戏的多方面的形式之具体的实质，我们是没有办法认识这位‘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的。只有从国际的，国内的普洛列塔利亚运动的实践的新的阶段的见地，从哲学上的列宁的阶段的见地，我们才能够彻底地暴露这位‘阿狗文艺论者’的复杂的反动的姿态”。(59)对被批评者的观点不进行学理的追问与分析，而是把想当然的政治帽子随随便便扣到对方头上，批评中再没有比这种做法更容易的了。这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公理和正义的名义压人，这属于思想上的偷懒行为，也是批评者在思想上无力、理论上无能的表现。 受苏联政治文艺话语影响，左翼文学批评话语在叙事风格上形成下述政治逻辑形态：语词的宏大化、语义的政治化以及由此而致的语体的公式化、公文化。 宏大语词的使用与中共的政治宣传习惯有关。中共早期意识形态宣传者喜欢制造政治话语，尤其是政治口号。与国民党相比，中共尽管是一个后起之党，然而在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宣传方面却远远超过前者，甚至丝毫不弱于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中共领导阵营中，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闻天、毛泽东等皆为一流理论人才，国民党除了孙中山，罕有理论人才与中共上述理论家匹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共是中国现代“党文化”的缔造者，许多现代政治领域里的宏大语词，都是中共创造。作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政治口号，“国民革命”作为名词虽不是中共发明，但作为革命口号，却是中共早期精神领袖陈独秀在1922年第2期的《向导周报》上发表的《造国论》中提出，并为国民党方面采用，成为后来政治领域中流行的术语。中共理论家大多具有极强的政治理论抽象力和概括力。民国时期的许多政治口号，倒是中共“分析并归纳中国一切乱源而定出”(60)，并得到大多数人的广泛认可与使用。 国民党缺乏制造政治文化的理论高手，在“党文化”与“政治文化”领域只得向共产党讨饭吃。中共从苏共或日共那里所借用的一些专业政治术语如“左派”、“右派”、“左倾”、“右倾”、“干部”、“腐化”等诸多词汇，国民党人也经常使用，成为国共之间和国民党内政敌互相攻讦时的强力符号武器，“大凡要陷害他人，只须任封一个‘反动’和‘反革命’的罪号，便足置对方于死地而有余”(61)。国民党人对这类政治符号一提起来都心有余悸：“共产党……造作‘左派’、‘右派’、‘西山会议派’、‘新右派’等等名词，任意加于本党同志之上。受之者如被符魇，立即瘫痪而退。”(6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