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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实表明，在国民党权力组织中，政治文化结构之维缺失。政治文化的结构性缺失使得国民党政权无论在党务还是行政上都不自觉地借用中共政治话语。1927年国民党武力清党分共时所发的密令很能说明这一点： 国民政府秘字第一号令开：共产党窃据武汉，破坏革命之罪行，数月以来，肆行残暴，叛党叛国，罪恶贯盈，最近实施卖国之外交，以取悦于帝国主义者；又复爪牙四布，荼毒民众，使湘鄂两省演成大恐怖，我先民固有之美德，数千年所恃以立国者，亦皆败毁无余。综其所为，祸有甚于洪水猛兽，瞻念前途，不寒而栗。政府奉行先总理之遗教，誓竭全力，期三民主义之实现。惟欲建设平等独立之国家，必先扑灭一切反革命之势力。(63) 政治文化结构性缺失的结果是，国民党在心理上虽极不情愿，却在事实上不得不匍匐于共产话语之下，“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样的口号，在中共进行理论宣传之后，“甚至于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和一班工贼，他们向民众攻击共产党，有时不得不自称他们也反对帝国主义，因为他们恐怕若不如此说，民众会马上看出他们是帝国主义者的走狗”(64)。可见语言作为软暴力对人的强制与规约作用。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意识到了共产党宣传口号的厉害，“特重共党思想之清除”，“展堂先生驳斥共党邪说，特别注重共党口号之批判，对共党所唱之‘占领机关、为其左派’及‘打倒知识阶级’等口号，均有精辟之批驳”(65)。对国民党政治文化结构性缺失的严重政治后果，胡汉民也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国民政府治下社会不稳定的原因就在于社会上流行的“口号……多半为共产党所制造。共产党……其所用利器，首在制作口号，用口号以扰乱革命战线，减少革命力量；用口号以挑拨离间，颠倒黑白。国民党人忽焉不察，随声呼唱，不久而社会观听为之动摇……纷乱之事，层见层出”(66)。 中共理论家的本意是要通过创造相应的宏大语词，为人们描述一个在社会生活中充满不公和腐败的黑暗社会现实，以此唤起人们的“阶级意识”，诱发人们对统治者的不满、怨恨和斗争意识，导致社会骚动乃至革命，动摇乃至推翻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以后的事实是，制造口号者目睹口号的威力，崇信抽象语词的力量，把制造口号视为改造社会的思想力量中的有利因素，于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制造口号的惯性。 在左翼文学批评话语中，语词宏大化的具体表现是：叙事者使用的关键语词都是外延宽泛、内涵空洞的抽象的政治、哲学词汇，其话语主体就是抽象的集群符号“我们”。以瞿秋白所作《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67)为例，该文使用的哲学名词有：“真理”、“宇宙观”、“人生观”、“唯物史观”、“辩证法唯物论”、“唯心论”、“反映生活”、“客观主义”、“意识形态”、“政治的价值”，该文使用的政治名词有：“革命”、“立场”、“斗争”、“宣传”、“批判”、“分析”、“煽动”、“肃清”、“剥削”、“压迫”、“专制”、“反动”、“阶级性”、“反动阶级”、“统治阶级”、“封建残余”、“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思想战线”、“文艺战线”等。 语义的政治化表现在充斥宏大语词的语句在语义上指向政治诉求。即使对非政治对象，左翼组织也习惯从政治角度对之进行定性批评。比如左联成员周全平以左联代表的身份参与“中国革命互济会”的工作时贪污公款，这本来属于经济犯罪行为，但左联却从政治和道义的角度对之进行谴责，说这是“极无耻的反革命的行为”、“卑污无耻的背叛革命的行为”，“此种反动的行为”触犯了“工农劳苦大众利益”，“此种卑污的反革命的份子，万难容许留在队伍之内。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常务委员会决议将周全平开除”(68)。 左翼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周扬明确宣称：“我们要用文学这个武器在群众中向反动意识开火，揭穿一切假面具，肃清对于现实的错误的观念，以获得对于现实的正确的认识，而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去革命地改变现实。”(69)左翼权力话语批评的政治诉求表现在所有艺术问题的探讨上，对任何一个艺术问题，左翼批评家都不会只围绕艺术本身来谈，而是一定会把艺术问题归结到政治问题上去，周扬的批评文本提供了这方面多重的例证。文学的真实性本是一个普通的艺术问题，但周扬却不这样想，他认为“文学的‘真实’问题……根本上是与作家自身的阶级立场有着重大关系的问题”，“作为无产阶级文化之一部分的无产阶级文学，并不是以隐蔽自己的阶级性，而是相反地，以彻底地贯彻自己的阶级性，党派性，去过渡到全人类的(无阶级的)文学去的”，“所以，政治的正确就是文学的正确。不能代表政治的正确的作品，也就不会有完全的文学的真实”(70)。即使是文学创作方法，周扬也硬要把它往政治上靠：“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就是在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具体地、历史地去描写现实，以图在社会主义的精神上去教育勤劳大众。”(71) 以语词宏大化和语义政治化为思维根基，左翼文学批评话语在语体形式上呈现出公文化的公式写作套路，其用语之干瘪、抽象、空洞，如同行政机关签发的指令性批文，让人读后味同嚼蜡。不妨还以周扬的批评文本为例，直观地感受一下檄文体批评文章的写作风格。在《文学的真实性》一文的结尾，周扬写道： 只有站在革命阶级的立场，把握住唯物辩证法的方法，从万花缭乱的现象中，找出必然的，本质的东西，即运动的根本法则，才是现实的最正确的认识之路，到文学的真实性的最高峰之路。(72) 左翼文学批评话语的檄文体风格后继有人。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经林默涵、邵荃麟等人的推演，左翼檄文体批评再度复活，且其极“左”色彩比周扬更甚。20世纪50年代以后，檄文体写作被学术界充分吸收，形成恶劣的“批判体”八股文，文学批评的学术性从此荡然无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