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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对文艺的影响立竿见影，张闻天这篇文章刊发不久，冯雪峰等人立即写文章向“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伸出了思想上的橄榄枝。但是，思想、认识转变是极为复杂和困难的事情，左翼批评家虽然迫于政治要求向自由主义者示好，其抵触情绪仍然难以彻底改变，其认错程度也极其有限。冯雪峰撰写《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通篇仍是指责性文字居多，除了结尾段落中一句极其含糊的说辞，谓“‘左翼文坛’的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的纠正，是这次论争所能得到，应当得到的有实际的意义的结论吧”(46)，全文没有一句提到左翼文坛犯过“错误”，并且该句前面一句“他们不需要和普罗革命文学对立起来，而应当和普罗革命文学联合起来的”，也明显是责任外推，把双方对立的原因归咎于自由主义批评家，这种认错态度显得极为勉强，其真诚性也大打折扣。 由于共产党党内王明的政治统治在中共中央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左翼文坛极“左”思维方式长期难以根除。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中共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报告从政治统战角度批判了中共阵营中的“关门主义”，指出“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是革命者“幼稚病”的表现，并严厉指责“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47)。作为中共中央重要政治文献，毛泽东报告对左翼文艺阵营的影响力度可想而知。1936年，左翼文艺界开始对极左批评进行政治检讨和理论清算，认为“迷恋于死的教条”，带有“宗派的观点”，“用谩骂的态度”，“随便加人以一顶帽子”，“对于……可以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作家，运用起迎头痛击的批评方法”(48)的确不妥，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角度，要求左翼文艺家“不问观点和立场，趣味和嗜好跟我们如何不同，只要他还有救亡抗敌的诚意，我们都应该采取善意的和批判的态度，……即就是过去主张错误的人，只要现在他们以行动来表示他们抗敌救国的志愿和决心，不再做危害民族的丑事，我们也愿意而且应该与之携手”(49)。就连“左倾”关门主义的代表、被鲁迅称为“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50)的周扬，也表示“‘左’的宗派的观点，有时时加以纠正和指摘的必要”，并引用苏联文艺领导人吉尔波丁的话说：“一切宗派主义不可避免地会招致和现时的政治任务的隔离”(51)。就在当年，左联解散，极“左”文艺批评的声音开始淡出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