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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评思维的偏执化 面对批评对象，左翼文学批评话语表现出偏执的一面，这种偏执在思维层面的表现就是爱走思想极端：思考问题两极化、对立化、绝对化，不允许中间状态存在，不允许普通作家采取政治上的中立立场。这种极端的思维状态，用哲学的语言表达就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要么全对，要么全错。思维偏执是一元论思维的必然结果，而一元论的思维和认识必将导致思想独裁与精神专制。 批评思维的偏执在左翼权力文艺话语中非常普遍，其首要表现就是思维两极化、对立化。在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文艺观念时，左翼批评家采用的几乎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瞿秋白(易嘉)批评胡秋原的“勿侵略文艺”论时说：“当无产阶级公开地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28)这种两极化与对立化的思维让左翼批评家患上了思想领域里的政治过敏症，任何人，只要他不用“左”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和看待问题，就会被左翼批评家视为敌人。自由人胡秋原“虽然很勇敢地痛骂反动的文艺派别”，却因为没像左翼批评家那样“去暴露这些反动阶级的文艺怎么样企图捣乱群众的队伍，怎么样散布着蒙蔽群众的烟幕弹”，就被左翼指为“鼓励着反动阶级的杀伐精神，把剥削和压迫制度神圣化起来”。(29)第三种人苏汶因为反对政治家以文艺作宣传工具，便被左翼斥为：“苏汶先生的非政治主义或反干涉主义，是不但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来利用文艺，并且也反对群众的革命的政治势力来利用文艺的……这在客观上，就帮助了地主资产阶级……这样，苏汶先生的倾向和理论，实在也含着很大的反无产阶级的，反革命的性质的。”(30) 要求一般文人在政治立场和倾向上无条件地站到无产阶级一方，像共产党员那样思考和写作，显然强人所难、违反人之常情。1927年国共分裂后，凡与共产党沾上边的文艺家随时面临被杀戮的危险。国民党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中共内部脱党、退党之事时有发生，连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央特科科长顾顺章被捕后都做了叛徒，遑论普通文人学者！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文艺家能够坚持艺术信仰，保持学术中立已属难得，要求他们都像左翼作家那样，冒着被捕被杀的危险，宣扬共产主义文艺思想，很不切合实际，“因为我们不想杀身以成仁”(31)。就连鲁迅也坦陈：“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32)如果左翼以外的作家真的像左翼批评家说的那样，大胆“暴露这些反动阶级的文艺怎么样企图捣乱群众的队伍，怎么样散布着蒙蔽群众的烟幕弹，怎么样鼓励着反动阶级的杀伐精神，把剥削和压迫制度神圣化起来”，别说“自由人”，就是想做“第三种人”也不能了，其结果肯定是要步左联五烈士的后尘，去刑场殉共产主义文艺之道了。所幸当时国民政府的文艺检查官员没有按这种思维方式对待自由主义文人，如果他们也按这种思维方式去分析，认为自由主义者“客观上帮助了中共与无产阶级，包含着反政府的性质”，那还不把他们都投到大牢里去？ 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存在，分工不同，社会角色自然有左有右，不左不右的人更是大量存在，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具有同等的精神境界与思想追求，“这时代需要革命人物，然而这并非是说一切事情都该放下，人人都去革命”(33)。企盼神州尽舜尧，作为诗人的道德理想主义诉求自然无可非议，一旦要所有人都按一种模式去生活，按一种方式去思考，按一种倾向去写作，只能变成思想上的一花独放，形成艺术领域里的独裁与精神专制。就此而言，左翼批评阵营对“自由人”、“第三种人”、“论语派”、“与抗战无关”论等方面的文字围攻，实有思想“肃反”扩大化之嫌。 左翼文学批评在思维上偏执性的另一表现就是“顺我者友，逆我者敌”，左翼批评家对待保守主义者梁实秋的态度便是例证。20世纪20年代后期，梁实秋因反对文艺工具论和文艺宣传观，遭受左翼作家的激烈批判，鲁迅曾骂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十年后，梁实秋改奉文艺工具论，在与朱光潜进行“文学的美”的论辩中，反对朱光潜的超功利主义文艺观，因而赢得左翼阵营的好感，左翼批评家立即捐弃前嫌，与这位“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握手言欢：“在主张文学的现实性和功利性一点，我们和梁实秋先生的意见大致是相同的，我以为这是一种健全的文学主张。”(34)梁实秋既然在价值观上和“我们”(左翼批评家们)、“我”(周扬)走向一致，左翼批评家自然视之为革命文学的“同路人”了，以往的“乏走狗”便被革命批评家友好地称为“梁先生”了，因为“梁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所表现的文学的见解接近了现实主义”，所以革命的批评家“我完全同意梁实秋所说的‘文学应当鼓励读者思想，激励读者感动，引人类向上，有意无意地使人类向幸福迈去’的话”(35)。坚持文艺自律的沈从文的遭遇则是完全相反的光景。沈氏要求作家与文艺宣传保持距离，“向历史和科学中追究分析这个民族的过去与当前种种因果……对于中华民族的优劣，作更深刻的探讨，更亲切的体认，便于另一时用文字来说明它，保存它”(36)，这种论调明显与工具论文艺观格格不入，引发左翼批评家的反感。此文刊出不久，左翼批评家即撰文指责“沈从文……着重于‘专门研究’”，“向作家提出‘特殊’的要求，也无非是要造成一批误国的文人”，“他结论所含的毒素，却比白璧德的徒子徒孙梁实秋直白的要求，更多，更毒，也更阴险了”(37)！ 左翼文学批评“非我即敌”的偏执思维在当时就遭到人们的质疑。胡秋原称这种思维是“一定要我站在普罗文学的观点来立论。就是说，反对民某文学必须拥护普罗文学”(38)。苏汶质问说：“是否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文学即是拥护资产阶级的文学？”“在左翼文坛看来，中立却并不存在，他们差不多是把所有非无产阶级文学都认为是拥护资产阶级的文学了。这是论理学上的拒中律的奇怪的应用。他们的推法是这样的：不很革命就是不革命，而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因此，除了很革命之外便一切皆反革命。他们看来，作家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做煽动家，那就是很革命的路；另一条呢，只有反动。”(3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