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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是左翼文学界政治化批评的代表。周扬的批评文风完全承绪了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文学”时期左翼作家的批评风格，其批评文风的政治化、“左倾”化较之成仿吾、冯乃超、蒋光慈、李初梨、钱杏邨等人实有过之，他在批评时爱作诛心之论的习惯又为上述作家所不及。以周扬对苏汶的批评为例，周扬分析说：“苏汶先生说‘左翼文坛有一点不爽快，不肯干脆说一声文学现在是不需要’，他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就是说，你们‘左翼文坛’如果‘干脆说一声文学现在是不需要’，那末，我就不怕你们再用文学这个武器去帮助革命了。革命没有武器，这对于资产阶级的确是最‘爽快’没有的事了！苏汶先生的目的就是要使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换句话说，就是要在意识形态上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⑥在理论论争中，论敌的意图——“他的意思”——只能根据其表述本身，而不能以断章取义的方式进行联想式的推断，联想式的推断无论如何都给人以深文周纳之嫌。好在当时的周扬没有政治权柄在握，这种政治诛心之论并不能给被批评者造成生存上的威胁与伤害。但在半个世纪后，这种以意图伦理为根基的政治化批评曾给成千上万的文人学者带来牢狱或血光之灾，致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就连周扬本人也饱受“请君入瓮”之害。⑦茅盾作为30年代文坛的见证人谈到这种情形时说道：“三十年代的评论，纯属学术观点上的百家争鸣，谁都不把它放在心上；而六十年代的批判，却成了决定一个艺术家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的帽子和棍子。”⑧ 周扬对苏汶的推断是否属于深文周纳的联想，摘引苏汶的原话一看便知： 文学不再是文学了，变为连环图画之类；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变为煽动家之类。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们是终于只能放手了。然而你说他们舍得放手吗？他们还在恋恋不舍地要艺术的价值。 我这样说，并不是怪左翼文坛不该这样霸占文学。他们这样办是对的，为革命，为阶级。不过他们有一点不爽快，不肯干脆说一声文学现在是不需要，至少暂时不需要，他们有时候也会掮出艺术的价值来给所谓作者们尝一点甜头，可以让他安心地来陪嫁。其实，这样一来，却反把作者弄得手足无措了。为文学呢，为革命？还是两者都为？还是有时候为文学，有时候为革命？⑨ 从“第三种人”苏汶的原论证来看，他无非讥讽“左翼文坛”过于强调宣传价值，让文学作者们在文学与宣传两者之间进退失据，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怕”无产阶级“用文学这个武器去帮助革命”的“意思”，至于“苏汶先生的目的就是要使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换句话说，就是要在意识形态上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更是无中生有，人为给苏汶扣上的政治帽子，因为苏汶这样的学者虽然不革命，但也不是反革命，不同于潘公展、王平陵那样的国民党御用文人，其用心还没有如此险恶。 鲁迅认为在论辩中采用这种伎俩的人心术不正、方式愚蠢：“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于‘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⑩冯雪峰强烈要求“批评家在理论论争的时候，应当即刻革除动不动称对手为‘反革命’，为什么派，为‘汉奸’的那种恶习。理论论争，应以理论制胜，不应以大帽子压人。……这一点，对于周扬特别重要”(11)。 把普通问题转换并定性为政治问题，甚至往对方身上泼政治脏水，希图借政治这只权力之手剪除对方，本是政治家加害对手、铲除异己惯用的手段。在翻云覆雨的政坛，这种情形不足为奇；但在学术批评中，如此做派有别有用心、借刀杀人之嫌，是学风和文风恶劣的体现。胡秋原对此感慨地说：“不在理论上反驳！而一口咬定他人是什么‘党’什么‘派’，就是‘攻击左翼文坛’，就是‘反动’，这样的文过主义，泼妇主义，真是怕人！”胡氏进而指出，通过戴政治帽子，“无须什么辩论了，怪省事的。呜呼，自由人当诛，左翼理论家圣明，尚何言哉！然而我要说，这样懒惰的办法与可怜的暴论，是难于使一个有理性的人心服的”(12)。中国左翼批评家的这种做法不仅受中国古代文字狱传统的影响，更是受当时苏联文学界恶劣批评文风的影响。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文艺界进行政治斗争时，权力方解决论敌的方式就是给他扣上一顶“托派”的帽子，左翼批评胡秋原时，也运用过这种手段：“胡秋原……嘴里不但喊着‘我是自由人’，‘我不是统治阶级的走狗’，并且还喊着‘马克思主义’，甚至还喊着‘列宁主义’，然而实际上是这样的。这真正暴露了一切托洛斯基派和社会民主主义派的真面目！”(13)对于这种政治指责，被批评者很不以为然，局外的读者也会感到莫明其妙：因为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这种组织”(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