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文化角度而言，仅有政治优位，思想还不够牢靠，政治优位必须辅之以道德优位；因为政治的合法性若无道德的合理性为根基，便无法取得公众的支持，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家一再强调“道统”先于“政统”的学理原因。左翼政治批评家承继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衣钵，又接受苏联极“左”思想的洗礼，把哲学先验主义、绝对主义、教条主义与中国本土的集体伦理结合起来，创造出“政治-伦理批评”的话语新类型。这种“中国化”的政治-伦理批评话语，其建构策略就是通过扩大主体指称，打造先验话语主体——作为政治文艺宏大叙事主词的逻辑通名“我们”。 在左翼文艺的政治化批评话语中，作为集群主体符号的“我们”泛指持有无产阶级思想和立场的群体，它具有政治、社会、道德三重所指，既有“进步阶级”、“真理化身”等政治意素，也有“组织”、“团体”等社会意素，还有“我是人民，我是群众”(27)等宏大主体意素，其所指并不确定，而是随着论者的不同阶段的政治叙事需要，随时划分相应的主体范围。由于“我们”的内涵可伸可缩、游移不定，既可指代任一集体甚至全体，又可在事实上一无所指，所以在进行批评时，“我们”成为一个攻防兼备的思想斗争利器。批评对了，当然是“我”的功劳，因为批评文本是我个人智慧物化的结果；批评错了，我不用为此承担任何责任，因为我的批评是代表“组织的意见”、“大家的想法”，错误当然不能由我一个人扛着，而应当由“我们”集体承担。至于“我们”到底指代哪些具体的人，那是“组织”上的事而不是“我”的事了。 叙事主体“我们”体现的是集体伦理的精神软暴力，或者说，以集体的名义行使对个体的态度与意志施暴的权力。由于逻辑上“我”等于“我们”，所以“我”在批评“你”时，无论对错都会理直气壮、底气十足；因为我代表的是“组织”和“人民”，所以“我”在批评“你时”，你要与我不一致，就是与“我们”不一致，也就是与“组织”和“人民”不一致；而你与“我们”不一致，说轻了是“自外于人民”，说重了是“人民公敌”。逻辑通名“我们”的符号修辞威力如此之大，权力话语主体又怎能不热衷使用这一具有先验道德优越感的宏大主体符号？ “我们”身份的模糊性，在周扬的批评文本中可以找到个案分析的典型实例。在30年代左翼批评家的文章中，周扬对“我们”的使用率非常高；瞿秋白、冯雪峰在文章中也有使用“我们”的时候，但很少见。因此，以周扬的文章为例证非常具有代表性。在刊发于1933年第4卷第1期《现代》杂志《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中，周扬有11次用到“我们”，但其语义各有不同。这些语义各不相同的“我们”，其意义类型可以划分为四组。为醒目起见，凡句中“我们”两字均以黑体显示。 组一： 1.给那些嘲笑我们“今日唱新写实主义，明日又否定……”的自由主义的人们一个再嘲笑的机会…… 这里的“我们”是专指，指称对象是左翼理论家。 组二： 2.假如我们不从全体去看这个苏联文学的新的发展…… 3.我们从恩格斯的文学的述作中就可以看出这位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创始者对于文学的技巧是给予了怎样的注意。 4.但我们如果注意到古浪斯基和吉尔波丁在最初提出“革命的浪漫主义”这个口号来的时候…… 这三个句子中的“我们”纯属赘词，因为它没有具体的指称对象，无论从何种角度都无法看出“我们”具体指的是谁。 组三： 5.我们知道，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理论有系统地提出来，是在全苏联作家同盟组织委员会的第一次大会上。 6.首先，我们在这里强调这个新的提倡的现实的根据之必要。 7.只有这样，我们方才能够明了这个问题的全貌吧。 该组第6、7两句话在原文中前后相连，这里为了分析方便才把它们分行排列，但前后两个“我们”所指是不一样的。第6句中的“我们”和第5句中的“我们”所指一致，其指称对象不是某个群体“我们”，而是个体之“我”，也就是论文的作者本人；因为该篇文章是中国第一篇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在此之前，中国学界最早能够了解到的理论信息，也就是1933年8月31日《国际每日文选》第31号刊登的日本学者上田进所作《苏联文学底近况》中提到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概念的报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倡“必要”或“不必要”，只有介绍者自己清楚，其他人，不要说普通读者，就是左翼一般理论家也未必清楚“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提出的理论背景，更谈不上这一理论有无“强调”的“必要”。所以，这个“我们”谁也代表不了，只能代表论者周扬自己。第7句中的“我们”才具有群体意味，但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们”，也不是一个普适性的概念，而是指作者自行“代表”的所有阅读并接受这篇文章观点的读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