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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文学批评在思维上的偏执与极端，是极“左”思想在文艺领域的典型表现，这种极“左”思想有历史与政治两个方面的根源。 从历史根源来说，非友即敌的偏执思维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政治思想的遗传，这种思想传统源远流长，以致在政治领域人们习惯“党同伐异”。从政治根源来说，这种偏执性思维是当时国际国内“左倾”文艺思想影响的结果。夏衍回忆说，“本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苏联、欧洲、日本都处于极左思潮泛滥之中，苏联文艺界有个‘拉普’，日本文艺界有个‘纳普’，后期创造社同人和我们这些人刚从日本回来，或多或少地都受到过一些左倾机会主义的福本主义的影响……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40)，“在立三路线统治时期，我也以‘左’为荣，以‘左’为正确”(41)。在苏联极“左”思维的影响下，左翼批评家在批评中不是从文艺现象的实际出发，而是从现实政治的需要出发，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出发，而是从政治家意旨影响下的路线和立场出发，以为越“左”越革命，可谓把马克思主义之“经”给念歪了。 政治根源有三种因素，其中有两种因素要比文化因素更为根本。一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极为恶劣的社会政治生态。当时的国共两党政治斗争你死我活，没有中间的选择，这种残酷的政治斗争必然会对共产党考虑问题的思维方式有影响。这种影响波及文艺领域，导致左翼中共人士在话语层面过分的政治敏感，任何与共产主义话语不一致的声音都会被怀疑为国民党文艺特务所为，或是在政治上与国民党合谋，至少被认为是在帮国民党的忙。二是中共党内最高领导者对文艺的看法。政治文艺话语受政治的引导和支配，政治路线和方向无疑受政党内部最高领导者思想的左右。根据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的说法，左翼文坛的极“左”思想与关门主义与党内最高领导相关：“我们的几个领导同志，认为文学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或是无产阶级的，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文学，其中不能有中间，即所谓第三种文学。”(42)由此看来，这一因素才是“左倾”关门主义思想的最为根本的原因，因为党的最高领导者的看法会通过会议决议或红头文件的形式传达给党的各级机关，作为政治指示让党的各级部门奉命执行。三是国际文艺组织的影响。左联成立后，对自身阵营内的左倾思想有所意识，并在执委会决议中提出“必须和过去主观论左倾小儿病及观念论机会主义的理论及批评斗争”(43)，但在事实上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左联在文艺组织上接受“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指导，而“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是受苏联政治控制的一个国际文艺组织，苏联文艺界的“左倾”思维必然会通过这一组织传导给中国左翼作家和理论家。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左翼极“左”批评不但降低了左翼的形象，而且导致左翼理论阵线的思想关门主义，这在思想斗争中无疑会给共产党的思想统战造成伤害。中共高层对此情况有所觉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对这场文艺论战很快从政治的角度给予了理论回应，他撰文批评了左翼文艺阵营存在的“非常严重的‘左’的关门主义”，认为“这种关门主义不克服，我们决没有法子使左翼文艺运动变为广大的群众运动”，他列举了“这种关门主义”的两种表现：“第一，表现在对‘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否认”，“第二，表现在……凡不愿做无产阶级煽动家的文学家，就只能去做资产阶级的走狗”，他认为这两种认识“是非常错误的极“左”的观点”，因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排斥这种文学，骂倒这些文学家，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这实际上就是抛弃文艺界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使幼稚到万分的无产阶级文学处于孤立，削弱了同真正拥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做坚决斗争的力量”，“要使中国目前的左翼文艺运动变为广大的群众运动，坚决地打击这种‘左’倾空谈与关门主义，是绝对必要的”。(44)在这篇文章中，张闻天不但指出了左翼极“左”思维及其批评的局限与错误所在，即“左倾”的攻击谩骂批评与狭隘的关门主义“大大的束缚了文学家的‘自由’”，“把文学的范围大大的缩小了”，而且从文艺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的特殊性指出了文艺统战的复杂性：“在文艺界中革命统一战线的执行，比在工人运动中，要求我们更多的细心，忍耐，解释，甚至‘谦恭’与‘礼貌’。因为这里，我们工作的对象不是工人，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群，而且是小资产阶级中最敏感之群”。进而，张闻天还从文艺创作特殊性的角度谈到了统战的特殊性：“我们对于不能像我们一样做的文艺家，应该给他们以‘自由’，因为事实上我们也没有法子强迫他们像我们一样的去做。”而要给左翼以外的作家“以自由”，就不能以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要求这些党外的自由主义作家，对于他们的批评就“不是排斥，不是谩骂，而是忍耐地解释、说服与争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对于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实现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4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