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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似乎经历了解构主义思潮洗礼之后，在学术思想领域代之而起的并非语言本体和解构主义，尤其自90年代后期以来，取代个人主体性的是集体的主体或超个体的主体的复归，抽象的并带有强制性的宏大主体替代了个人主体，底层话语、民粹主义话语等等及其宏大叙事不仅未被解构，而且再也没有遭遇80年代式的个人主体性或“人的伦理主体”的批判与抵抗。具有讽刺性的是，似乎唯有“获得了自由的含义”的主体或“人的伦理主体性”被消解了。 如果并非企图恢复到没有语言理论、没有语言学参照的意识哲学的主体性概念中去，那么也就需要重新提出问题，在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视界里，是否有可能观察到主体化的方式？一种语言学的参照是否只能导向个人主体性的解构，还是在一种诗歌与艺术“更微妙的语言”中发现人的更内在性的依据，进而描述一种“本真性的伦理”或新的伦理主体与“更微妙的语言”的关系？应该说，对于语言理论，高尔泰、李泽厚在80年代的思想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接触。李泽厚的第三、第四个主体性哲学论纲里都涉及了语言哲学问题，但在对“心理本体和情感本体”的建构热情中，难以接受语言本体这一显得更为极端的理论。比李泽厚更激进的高尔泰虽然不同意关于心理结构惰性的“历史的积淀”，他把“感性动力”看得更为重要，而且使之对抗于封闭的“理性结构”，他把审美活动或艺术创造视为“感性动力”行进的一种形式，但他却相信这些活动“通过直觉而不经由语言和思维的中介”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29)，在高尔泰看来，与语言比较起来，审美直觉与人道主义的理论目标似乎更具有一致性。 一种社会伦理主体存在于高尔泰的主体性结构之中，即存在于与“理性结构”相对抗的“感性动力”之中，这种伦理主体或情感本体也能够容纳于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的“个体心理的创造功能”之中，如今看来，在语言学转向后的语境中，一种更微妙的语言、即诗歌与艺术的语言，是否同样也能够彰显主体的“感性动力”而非压抑性的“理性结构”？一种更微妙的语言自身是否具有塑造主体性的“感性动力”？或成为“个体心理的创造功能”的一种机制？毕竟，无论是高尔泰相信的“直觉”、“感性动力”还是李泽厚的“个体心理的创造功能”，都无法在没有语言中介的情况下生成。80年代没有语言表征的主体性、90年代以来没有人的主体性的语言本体，断裂的弥合或许是可能的，至少在思想理论的层面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