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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当90年代学术领域逐渐复苏的时候，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不自然地消失了。回应物质生活的“人文精神”讨论也没有真正重启人文主义精神，或许这不过是对消逝了的80年代人文主义语境的一个微弱的回响。80年代的语言似乎被清空了，其社会思想语境似乎消失了。就像是一个象征，主体性观念的倡导者都已远走他乡，李泽厚本人雄心勃勃的主体性哲学论纲也没有得到“诗意地展开”。事实上，主体性不是遭遇了难以康复的创伤，就是陷入了难言的沉默。社会历史领域里的断裂在思想领域显示出更深的裂痕。而从学术领域自身的状况而言，恰值西方发生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从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从意识主体转向了话语“本体”，从对自我意识与内在意识的描述转向了对现象世界的关注，与语言有关的学术思想在90年代被更多地介绍到本土，一是语言分析哲学和实证主义，一是形式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前者似乎特别关注一种知识的客观化，而后者则成为对任何一种知识符号体系的解读策略。二者的登场似乎宣布了主体性问题的消亡。尤其是后者，在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视野里，主体性就是一个幻象。 似乎一切都开始得很自然，似乎一切正好与西方思想的发展同步了，然而其中埋藏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断裂，而非学术思想自身的逻辑演变过程。如果说存在着一条发端于启蒙时代的认知主体、伦理主体的主体性理论，中经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到20世纪的一种持续的展开的话，本土人文学界在抵达反理性主义、反启蒙、“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这一立场时似乎是从空中飘荡着过来的，不要说社会制度史的实践，连一种观念史的发现路径与展开方式也是十分隐晦的事情，80年代倡导的人性观、人道主义，理性精神或人的主体性，并没有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扎下根来，仅就观念史而言，主体、主体性以及人的内在性与自由，并没有任何一种理念在思想史留下深刻、持久而连续的影响。作为一种语言哲学的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更像是一种观念的空中旅行所带来的观念市场的繁荣。 一般而言，无须高估80年代思想领域的学术水准，也无须高估那一时期知识上的系统性与完备性。或许缘于我自身没有50年代过来人那样的美学讨论的记忆，缺乏主体性问题的切身性，或许模糊地意识到了语言问题可能成为主体性理论未被充分意识到的参照，与80年代思想领域的主要旨趣相反，我个人当时更为关注的是语言问题。这丝毫不意味着不同意80年代以主体性观念为主的论述，当时的感受是，我赞同他们的想法，然而这些想法更多的是一种态度而非理论，但我知道正是这一人文主义态度而非纯粹的理论在参与推动社会的合理化进程。因此，也不应低估80年代思想观念的社会参与能力及其意义。80年代的主体性思想并不深刻，然而无疑具有社会历史的相关性。或许那一时期人们的思想本身并不复杂，知识并不完备，然而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倾向，那就是最简单的认知也能够推动社会的开放，最清晰的或许显得单纯的观念也能够推动社会实践。用高尔泰的概念说，理论思想的“感性动力”存在着；用李泽厚的术语说，就是“个体心理的创造功能”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已被激发了起来。 与之相比，90年代以来的学术场域，除了译介和研究的意义，这一学术思想在中国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感性动力”是什么？如果说80年代的主体性观念企图在思想领域与社会空间建构一种“人的伦理主体”，以维护人们脆弱的“人性、偶然、命运”的话，断裂之后的学术思想的基本动力是什么，这一问题至今依然显得暧昧不清。80年代的一代学人并没有显示出他们拥有非常成熟、深厚、宽阔的理论视野，然而他们拥有思想、研究与写作的巨大“感性动力”，并能够在这一感性动力的推动下、在切身的社会思想语境中对西方思想观念加以转换，正如1988年刘再复的一次与李泽厚的对话所坦言：“……弗洛伊德的把‘性压抑’作为文学的‘动力源’，只能说明一部分问题，而大部分作家的动力源则是良知压抑，这尤其是中国文学普遍的动力源。”(28)事实上，90年代以来的社会伦理情感领域，刘再复所说的“良知压抑”并非消失了，而是加剧了，但却没有相应地投射到文学与思想领域，更没有投射到学术领域。如果说80年代的良知压抑还能够从压抑的环境中策略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还能够强烈地感知到这一压抑，直至让思想良知直接表达自己，那么，90年代之后学术场域的“良知压抑”几乎不被感知了。思想的“感性动力”或“动力源”转换为利益驱动。在最需要恢复社会伦理主体的时刻，主体性似乎真的衰亡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