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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的第四个论纲吸纳了当时的存在主义和生存哲学的思想，承接第三个论纲的主题也绕过语言问题，直接从“人活着”这一更加经验性的命题入手，更明确地提出“建构心理本体特别是情感本体”，他说，“因为人毕竟是个体的”：“历史积淀的人性结构(文化心理结构、心理本体)对于个体不应该是种强加和干预，何况‘活着’的偶然性(从人生下来的被扔入到人生旅途的遭遇和选择)和对它的感受，将使个体的承受、反抗、参与，大不同于建构工具本体，而具有神秘性、神圣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挑战性。”(26)在第三个主体性论纲里，李泽厚终于开始改变或反驳他自己早先过于保守的论述，开始强调基于个体生存的偶然性感受，一系列变得激烈的词汇表达着这一复杂的感受，这一伦理主体的属性与过去的“小我”概念显然大为不同。至此，在主观性、主体性问题上，李泽厚对个体的情感本体及其伦理意义的描述与高尔泰对抗“理性结构”的“感性动力”观念达成了一致。在写于1989年初春二月“关于主体性的第四个提纲”结尾处，李泽厚终于如此舒展地表达了自己：“人性、偶然、命运是我所企望的哲学主题，它将诗意地展开于二十一世纪。”不再有掩饰，不再有辩证法，他直抒胸臆的程度前所未见。这是自从50年代的美学讨论直至80年代末，一代思想者在极其坎坷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所完成的艰难的认知。 李泽厚所预想的主体性哲学的展开方式是“诗意地”，这一表述并非纯然的抒情笔墨：第一个论纲归结于“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实现方式是美学的，因为美是“自由的形式，是合规律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是外在的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在第二个论纲里，“主体性的人性结构”的实现或“普遍心理的结构形式和个体心理的创造功能”之间的协调有赖于“自由直观”(以美启真)、“自由意志”(以美储善)和“自由感受”(审美快乐)；第三个论纲的主题即人性建构尤其是情感本体的建构，也落实在“感性的重建”这一美学命题上，这也是他在《美学四讲》中论述的主题。 纵观50年代至80年代的主体性论述，尽管高尔泰也采用了某些话语策略，却一直坚守他的基本理念，不断深化具有社会批判性的思想理论，通过“划分为二”丰富了主体性的内涵，通过“感性动力”赋予主体性以美学的和伦理的意义；李泽厚的思想方法和话语方式则一直处于社会语境的共振状态，处于较大的摆幅中，但终究确立了思想的主体性。一代学人历经思想与话语的曲折，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附和到采用一种合法性的话语进行批评，终于摆脱教条，坦承将“人性、偶然、命运”作为自己未来的主体性哲学主题，无论如何，在社会历史的迂回曲折之后，他们都为自己的思想找到了真实的根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李泽厚所描述的这一历史情境之中： 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了每个领域各个方面。这是什么意思呢？相当朦胧；但有一点又异常清楚明白：一个造神造英雄来统治自己的时代过去了，回到五四时期的感伤、憧憬、迷茫、叹息和欢乐。但这已是经历了六十年的惨痛之后的复归。(27)萌发于50年代美学讨论中脆弱的主观性与主体性，就是在这一社会伦理情感觉醒的氛围里逐步完成了自身的表达，也正是在这一精神气质中，主体性观念与语言哲学擦肩而过。当李泽厚撰写了自己的主体性哲学论纲，准备将之进行诗意地展开的时候，历史并没有给这样一代学人发展其主体性哲学的时间，就像同样没有给海子式的浪漫主义诗学预备充足的时间一样。这些没有可能完成的主体性哲学犹如社会历史领域里断裂的表征。而李泽厚在80年代初发出的这些慨叹在今天读来又是一番滋味。在近三十年之后，当语言哲学备受关注之时，这种伴随着社会伦理情感的思想氛围却早已消失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