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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之后，主体性问题成为李泽厚的主要哲学论题，他从1981到1989年初春，相继发表了《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1981)、《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1985)、《关于主体性的第三个提纲》(1987)和《关于主体性的第四个提纲》(1989)。从这些论纲可以看出李泽厚致力于建构主体性哲学的意图。在第一个论纲中，主体性问题依然是从康德哲学的角度提出的，因为是康德突出了主体性问题，尤其是在伦理学领域。但与《批判哲学的批判》中的论述相比，主体性成为主要的哲学论题，而且这一问题有着新的出发点，那就是李泽厚在论纲中也论及的当时国内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在李泽厚这里，人性或人的主体性不再等于阶级性与社会性了，那一论断自身已属于被“异化”的领域。“人性应该是感性与理性的互渗，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融合。……这也就是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他说，“人性便是主体性的内在方面”(20)。虽然李泽厚依然使用着他在康德述评中的“个体与群体”、“小我与大我”的概念，却更明显地讨论“个体的小我”被“整体的大我”湮没的困境，而且更“重视个体实践，从宏观历史角度说也就是重视历史发展中的偶然”。虽然他还在使用社会实践和历史法则概念，但开始强调“也要看到人类中任何个体自我的实践都是在主动地创造历史，其中充满大量的偶然因素。注意研究这些偶然因素，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意义所在”(21)。 在第二个论纲里，李泽厚就“何谓主体性”进行了更清晰的补充界定，他认为自己所使用的“主体性实践哲学”相当于“人类学本体论”并接近卢卡契晚年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或许刚刚经过了“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他的表述似乎是朝着当时政治语境能够接受的方面靠近了一点。他声言与沙特(萨特)的“主体性”概念有很大差异，而且说他的“主体性”概念首先是指“人类群体”，而且先讲了“物质的实践”。 “主体性”概念包括有两个双重内容和含义。第一个“双重”是：它具有外在的即工艺—社会的结构面和内在的即文化—心理的结构面。第二个“双重”是：它具有人类群体(又可区分为不同社会、时代、民族、阶级、阶层、集团等等)的性质和个体身心的性质。(22)经过《批判哲学的批判》，李泽厚的主体性概念更清晰了，主体性的图示可以被概括为内外两个面，即“工艺一社会的结构面”与“文化—心理结构面”，被区分为“群体”与“个体身心”两个属性。似乎能够从李泽厚在两个属性不同重心的摆动与偏移，窥见随着阴晴不定的意识形态语境的投射。即使是内外两个结构面的表述，比起高尔泰的主体性的自由含义，尤其是高尔泰的“感性动力”与“理性结构”的张力结构而言，此时李泽厚的主体性观念也显得相对保守一些。两重结构即物质的和心理的结构及其历史的“积淀”都显得相对惰性了一些。可以发现，《批判哲学的批判》中的一些主要概念经过修正得到了再次运用。“大我”这个当时流行的非理论概念被界定为“人类群体的文化心理结构”。“群体的规范和个体的自由”或主体性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双重性框架中提出的。“个体心灵”与群体性的语言和符号活动也是在这一心理结构中被提出。李泽厚首次在一种理论相关性的语境中提及西方当代语言哲学“语言被公认是人的‘根本’(本质)”这一观念，但他接着回到了政治正确的表述，实践是第一性的，语言或符号活动是从属的和第二性的。 在第三个论纲里能够看到，李泽厚关于主体性问题思考中的语言哲学的关注明显增加了，他注意到了维特根斯坦和属于解释学、现象学、符号学和结构主义观念中的给予语言的本体论意义，但李泽厚的反驳是：“语言是公共的，人却是个体的。语言是人造就的共性符号，人却是感性血肉的现实个体。”(23)或许李泽厚本可以从他在第二个论纲中提出的“外在的即工艺—社会的结构面和内在的即文化—心理的结构面”这一框架中给语言一种新的理解，探讨语言对内外两个结构面的参与功能与参与形式，这样就或许能够避免回到康德已经回避的心理主体，但李泽厚毫不犹豫地说出了他在谈论“集体的主体”、“超个体的主体”时压抑下来的感受，重申“人性”、“心理本体和情感本体”这些概念：“人性就是我所讲的心理本体，其中又特别是情感本体。对应于主体性的客观面的工艺—社会结构的本体，它是主体性的主观面。”在这里，李泽厚更为关注的是“心理本体的人性建构”而非指向语言建构的可能性，“而这个人性建构即我指出的内在自然的人化”(24)。他说：“作为感性血肉存在物的个体的外在和内在的社会性和自由是历史的生成。它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这是活生生的现代人生。”(25)不应忘记李泽厚关于主体性的哲学论纲的语境是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而在他看来，主体性问题是从属于人性或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哲学命题。语言与主体性的关系就这样从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中溜走了。但他强化了主体的伦理属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