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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教与中国文学语言形式关系研究 佛教的原始经典与教义大多用梵文书写。因而，佛教经典与教义要想在中国发生广泛的影响，它就必须被翻译成中文。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佛教翻译促成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同时也在推动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因为，佛教翻译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在精神上的对话过程，译者愈是能与原作者和译本进行不断的对话，那么，译者就能从原作者和译本那里获得不断的领悟，他的固有的文化图式也会因在与译文图式反复的顺应或同构中而有所调整、有所改变。而在这些改变中，自然也包括文学语言、形式和技巧的变化。 1.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学语言之影响 现代学者瞿秋白曾给予佛经翻译很高的评价：“佛经的翻译的确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相当的功劳。第一，佛经的翻译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最简单的语言’去翻译印度日耳曼语族之中最复杂的一种语言——梵文。第二，佛经的翻译事实上开始了白话的运用——宋儒以来的语录其实是模仿佛经而来的。不但如此，照现在已经发现的材料来说，中国最早的白话文学也是在佛经影响之下发生的……佛经的翻译从汉到唐的进化，正是从文言到白话的进化。”（王秉钦：《再论翻译》）这一观点站在文学史的高度考量了佛教对于中国文学语言的影响。当代学者研究佛教与语言的关系时，更从泛泛的全面谈论走向了具体个案的深入分析。 在论及佛教与词汇方面关系的有张美兰的《五灯会元动量词研究》、颜洽茂的《魏晋南北朝佛经词汇研究》和《南北朝佛经复音词研究》、朱庆之的《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等。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朱庆之的《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该著充分挖掘了翻译佛典对中古汉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该领域的研究，过去大多以中古文言典籍为主，朱庆之先生的研究重点则是更为接近当时日常用语的汉译佛典，他的研究解决了语言学界若干疑难问题。 在佛教对语言的影响中，最为热门的，当数音韵类的研究，而在音韵类的研究中，最为热门的，又属对声律论的讨论。“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4]。著名的学者陈寅恪先生最早提出“四声”与佛教的关系，他认为“四声”是受到了佛经转读的影响而产生的，“故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5]。当代学者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03年），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曹道衡、沈玉成编著《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等，大多采用此观点以论述永明声律论。但也有人对此质疑。如郭绍虞先生认为“陈氏谓平上去三声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佛经转读之三声固极有理，但只能说是受佛经的启发才完成这个文字音韵学的新发明”；“汉字的读音早已打好了这个基础，所以沈约等受到转读佛经声调的影响，自然会受到启发而创为四声之论”（《永明声律说》、《声律说考辨》、《文笔说考辨》）。 有关四声与佛教的关系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双方各圆其说。其结论是否正确有待探讨，但笔者认为，佛经转读即使没有对“四声”的形成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完全否定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有些偏颇的。 纵观当代学者对于佛教与文学语言关系的研究，可看到佛教对语言影响的研究不仅层面广，而且有深度。这些成果不论对佛教研究本身还是对语言学的研究都是极具意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