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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思维论 以禅入诗的传统，古已有之。在南宗看来，顿悟即可成佛，“即时豁然，还得本心”，“识心见性，自成佛道”。禅宗的顿悟说实质上是一种灵感思维，有着明显的艺术心理学特征。当代学者对此有高度的研究兴趣。 程亚林的《诗与禅》在跨文化、跨学科的视野下对诗禅关系作出了溯其本而追其源的多层次、立体化的论述。一般而言，人们更为关注的是“以禅入诗”和“以禅喻诗”，而作者却在占有较丰富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禅助诗”的观点。他认为，移植和改造禅宗的超然心态观照理论，使之成为说明诗歌创作心理现象的直觉性审美观照理论，突出“以物观物”的观照方式在审美派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并以此相标榜形成与“言志派”、“缘情派”鼎足而立的审美诗派的理论，就是“以禅助诗”。这个观点，无疑是极具建设性和启发性的。张晶的《禅与唐宋诗学》在中国诗学、西方美学、佛学理论多重视野的融合中，以翔实的资料论证了佛教对中国文学最为深远的影响是对中国文学艺术思维的启发的观点。在作者看来，禅宗的顿悟说对唐宋诗歌理论的影响巨大而深远，王昌龄的“三境”说，苏轼的“空静”说，姜夔的“高妙”和“自悟”说，严羽的“妙悟”说，就都是禅宗思想直接影响下生成的诗学命题。刘艳芬的《佛教与六朝诗学》则将自己的研究眼光延伸到了佛教和六朝诗学相互影响的关系之上。该书论证了佛教对六朝诗学主体、诗学意象和诗学范畴三个大方面的影响。该书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是，作者对佛教与六朝诗学关系的考察始终是在一种极富逻辑性和思辨性的思维中进行的。她认为，由于佛教思想的影响，士族文人逐渐形成了开放而宽容、辩证而折中、直观而超越的思维方式；而佛教对诗学主体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渗透，又带来了诗人人生观和审美观的改变，而诗论家的理论观是对诗人创作实践的概括和提升，因而也必然有所影响。 此外，周裕锴的《中国禅宗与诗歌》在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视野中，比较分析了禅宗对艺术思维的积极影响和中国诗学发展举足轻重的意义。张伯伟的《禅与诗学》独出心裁地提出了禅宗各宗派对宋代诗学思维的不同影响。曾祖荫的《中国佛教与美学》着重研究了佛教的基本思想参与、影响中国古代审美思维论范畴的生成的途径、方式。孙昌武的《佛教与中国文学》强调了禅宗心性学说对中国古代一系列重视心性表达的诗歌思维理论形成的重要促进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