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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或然历史小说的后现代性 西方学界在传统上基本是将历史和艺术区别开来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学家只能讲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过去的具体细节；而诗人则讲述可能、大概会发生的事情，因而更能表现普世性主题”。(24)既然各自的功能和使命不同，诗人(以及后来的小说家)大可不必作茧自缚，拘泥于“忠实再现历史”的戒律。加之历史本身就具有不可避免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小说家在创作的时候不妨大胆突破连续一贯的线性结构，探索各种各样的历史可能性，启发读者对历史和人生更多方位的思考。然而，历史和小说毕竟都具有极强的吸纳性，两者关注的问题也时常出现重合；及至现代，随着批评界对历史真实性的质疑，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界限更趋模糊(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然而有趣的是，有些小说家并没有因为这种交叠而受到历史条框的影响和羁绊，反倒更加堂而皇之地跨进历史的领地，恣意挖掘其中的“可能”和“大概”，这其中尤以或然历史小说为甚，这一文类的作者干脆推翻既定历史，另铺历史轨道，展开丰富的叙事假想。 就创作方式而言，或然历史小说带有强烈的后现代叙事特征，其中最为根本的当属其内在的互文性，即不同历史版本之间的参照和对比。借用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对话理论，我们只有了解那些作为“他者”的或然之史，才能对既定历史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反过来，既定历史作为我们早已熟知的“前文本”(pre-text)，也可以同或然历史的假想之间构成互文。此时的重点既不是既定历史，也不是或然历史，而是两者之间的差异与变化，以及文本得以产生的话语空间，由此造成一种陌生化效应，不时提醒着读者：你正在阅读的是一个人为建构的故事，切莫陷入现实主义的迷梦。这让人想起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戏剧理论中的间离化效应——布莱希特鼓励观众同剧情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激发他们理性的历史观，即历史是一个可变的人类创造过程，而非被动接受的宿命。(25)照此看来，尽管或然历史小说关于历史“否则将会怎样”的设想与已知历史“真正怎样”的矛盾不可调和，但正是因为这种矛盾的存在与激化，能够产生韦伯(Max Weber)所谓的“现实存在与理想”之间的紧张感。凭借这种紧张感(或曰“张力”)，或然历史小说可以引发社会批判，不断产生新的乌托邦视野，从而推动人类对当下社会的改造和修正。 在互文性的基础上，或然历史小说还具有类似元小说的自我暴露叙述行为的特征。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强调对中心的消解和对个体的突出，即哈桑(Ihab Hassan)所言的“用无政府状态取代等级森严，用枯竭取代掌控，用戏耍取代意图，用随机取代规划，用参与取代疏远，用分散取代集中，用互文取代文类，用转喻取代隐喻，用不确定性取代确定性”。(26)这一系列的“取代”其实都是元小说的特点，同时也是或然历史小说所力图展现的——在处理手法上，它对既定历史的偏离和改造，同元小说中的选择性结尾(如《法国中尉的女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效果上，两者也都具有警示读者摆脱现实主义自欺迷梦的陌生化效应。 在自我意识膨胀的后现代社会，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越发受到质疑，人们更倾向于把语言看作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而不是什么再现客观世界的载体——由于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都在不断变化，要用语言符号来描述客观世界是绝无可能的。(27)因此，“小说无法描绘所谓的‘真实世界’，只能提供不同的可能性”。(28)于是，元小说便适时登场，以突破常规的写作方式(如暴露作者身份、揭示叙述行为、插入式评论等)打破了传统的话语模式，动摇了现实主义的权威地位，使小说文本从“反映现实”的束缚下得到解放，成为独立的个体。由于具有明显的自我暴露叙述行为的痕迹，元小说被定义为“关于小说的小说，或更确切地讲是对自己作为小说的身份公开进行评论的小说”。(29)换言之，它是“用小说形式揭示小说规律的小说文本……使叙述行为直接成为叙述内容，把自身当成对象的小说”。(30)作为同样谋求颠覆“真实历史”的或然历史小说，自然同元小说这种自指性的、戏仿的写作方式有着诸多相似甚至交叠之处。因此，当我们描述或然历史小说的时候，完全可以套用元小说的上述定义，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或然历史小说实则是一种“元历史”，它用历史小说的形式揭示历史规律本身，使编史行为(historiography)直接成为撰史内容(history)，从而将历史本身大大地前景化和主体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