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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五四文学创建主体为文为人的过程中，精神导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文学现象。事实上，不仅在五四文学的发生过程中这种情况带有普遍性，而且在整个20世纪乃至21世纪，这种现象均具有某种普遍性。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许多作家，在其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精神导师对其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具体来说，这种现象之所以具有某种普遍性，正是根源于以下几方面因素： 其一，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就其本质而言，是在世界文学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文学，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学固然是他们创造出现代文学的深厚文学资源，但这种传统文学资源如果离开了西方现代文学的烛照，离开了对西方现代文化采取“拿来主义”的方略，那所谓的现代中国文学最为可贵的现代性品格就难以生成。 在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对话的历史过程中，各取所需、为我所用、融会贯通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正是基于这一点，近代以来那些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中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伟大作家，在其成长的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西方的精神导师起着重要的导引作用。如在鲁迅的身后，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藤野先生的科学精神及其现代人格，可以看到俄罗斯一系列作家的或隐或现的影子。其实，对于这种影响，鲁迅本人也毫不讳言：“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46]鲁迅在此既凸显了俄罗斯作家对其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又凸显了藤野先生的科学求真的精神对其文学创作的潜在影响。 实际上，在五四文学发生之前，那些已经初步觉醒了的先驱，便开始致力于翻译外国小说，并由此上升到如何改造中国传统小说的高度上加以确认。像对五四文学创建主体早期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的林译小说，并非简单地满足于对外国小说的翻译，而是把小说翻译纳入到近代以来的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潮中。林纾作为林译小说的“书记官”，尽管不懂外语，但他对小说翻译的目的却有着非常清醒的文化自觉。正因为如此，林纾在翻译过程中，发现了西方小说是“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47]等特质。由此出发，林纾还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别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吾国圣人，以中庸立人之极。于是训者，以中为不偏，以庸为不易。……而鲁滨孙乃大悖其旨。”[48]通过对东西方的文化对比，林纾凸显了作为西方文化之载体的人那种敢于冒险、不安现状、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这对中国社会现实中人的主体萎靡困顿无疑具有针砭作用。林纾正是在翻译外国小说的过程中，初步地意识到了西方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迥然区别于中国传统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区别于中国社会现实中的人。这实际上为五四文学创建主体塑造出理想的人物形象、深刻反省中国人的性格局限埋下了种子。作为深受林译小说影响的鲁迅，在五四文学的创建过程中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便可以看作是对林纾早期小说翻译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命题的深化和发展。 到了五四文学发生的前夜，胡适等人依恃驾驭外语的能力，也开始从事小说翻译，并赋予其丰富的社会功能。1916年，胡适在“论译书寄陈独秀”的信中就说过：“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译事正未易言。倘不经意为之，将令奇文瑰宝化为粪壌，岂徒唐突西施而已乎？与其译而失真，不如不译。此适所以自律，而亦颇欲以律人者也。”[49]至于鲁迅，早在其从事小说创作之前，便和其二弟周作人一起翻译外国小说，并把其翻译出来的小说以《域外小说集》为名结集出版。尽管出版后的《域外小说集》反响寥寥，但这样的翻译活动本身，却在诸多方面提升了鲁迅未来从事小说创作的能力。尤其值得肯定的是，鲁迅在从事小说翻译的过程中，并不像林纾那样把西方小说整合到自我既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而是注重贴近西方小说本体，力争“原汁原味”地传达出西方小说的真实“滋味”。这种早期翻译实践，为鲁迅创作出与中国传统小说迥然不同的现代小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现代中国文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迥然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文学，因此，离开了对西方现代文学的镜鉴，那么，所谓的创造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严格说来，自晚明以来，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日趋发展，一种具有现代性的文学开始初现端倪。但是，专制政治却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这种具有现代性的文学的进一步发生和发展，致使本来可以与西方同步发生和发展的现代文学，被迫延宕了几百年，而清政府的闭关锁国重农抑商的政策，以及大兴文字狱的统治策略，又把晚明初现端倪的现代文学扼杀在摇篮之中。这就使得自然状态下可以自发成长起来的中国式的现代文学，失却了赖以存活的土壤，中国的现代文学的发生，便需要借助外来现代文学的影响。固然，中国的现代文学离不开本土文学这一最深厚的土壤，但如果没有外来文学的影响这一“酵母”，中国传统文学这团“面”便不会自动地“发酵”为现代文学。 正因为中国的现代文学是在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下生成和发展的，所以，作为中国的现代文学的创建主体自然就离不开西方文学的影响；而西方文学的影响又是借助于具体的作家得以实现的。因此，西方文学对中国的现代文学的影响，归根到底便可以落实到具体实践者的作家身上。与此相对应，五四文学创建主体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便可以归结到西方作家对他们的文学创作的影响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在每一个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的背后，都站立着一个或几个西方作家的缘由所在。如在鲁迅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站立着一些俄罗斯作家，如契诃夫等人；在郭沫若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站立着一些外国诗人，如惠特曼、歌德等人；在胡适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站立着一些外国哲学家，如杜威等人；在老舍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站立着一些英国作家，如狄更斯等。这种现象即便是到了新时期文学，也同样存在着，如在莫言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作家福克纳的身影。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一现象的普遍性，就会澄清过去那种混乱认识，不至于把这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当作一种偶然的文学现象，甚至由此否定现代中国作家的价值和意义，一味地把他们在西方文学影响下创作出来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品，当作对西方文学的简单模仿。 其三，从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来看，任何文学创作都既是对前人文学传统的继承，又基于自我的人生体验而获完成的推陈出新。在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代际传承是一个基本规律。如果我们瞩目于人类的文学发展历史，就会发现文学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代际传承和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作家不同的代际之间的影响与创新、提携与担当之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任何的一个角色都是相互转换的，这正是基于时间法则而来的发展规律。人的生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人的文学生命自然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与此同时，人的生命又是一个衰败的过程，人的文学生命自然也是一个衰败的过程。成长和衰败伴随着作家的一生。随着那些掌握着社会话语权和文学话语权的老者之远去，成长起来的后来者自然就会取代老者而获得社会话语权和文学话语权。这种情形具体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自然演变为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代际传承。这便使得作为精神导师的一代，对学生的文学创作具有不可取代的影响。 在近代社会中，随着晚清留学政策的实施，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代际传承已经不再局限于本土之内，取而代之的是跨国之间的代际传承。在此过程中，当那些和中国传统老师截然不同的老师呈现在他们面前时，自然就给他们耳目一新之感，也由此会给他们洞开一个全新的文化天地。固然，在这些老师中，并不一定都从事文学，但是，这些精神导师以其全新的思想给他们的影响，甚至超越了文学而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如鲁迅、胡适等人对其精神导师的崇敬，便超越了既有的中国传统的师生之间的那种“师徒如父子”的关系，而是演化为一种对现代文化的恪守和传承。他们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自觉，才会时刻地铭记着精神导师的教诲，并由此落实到自我的文学实践中。对此，鲁迅曾就藤野先生对他的关心，阐释为“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50]。如此一来，在鲁迅的文化视野里，藤野先生就不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老师，而是幻化为现代文化意义上的精神导师，并由此成为其从事现代文学实践活动的动力源泉，也就是鲁迅所说的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所不屑的文章的动力源泉——这样的动力源泉，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的动力源泉。这种情形，对鲁迅来说是如此，对胡适以及那些深受精神导师熏染的一代学生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总的来看，这些精神导师以其开阔的文化胸襟、宽广的人文情怀、严谨的科学态度，深刻地影响到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精神世界的建构。这极大地释放了五四文学创建主体被压抑的创造潜力，促成了他们的个性的自由自在的发展，并由此创造出了思想深刻、风格独特的五四文学，使得五四文学的发生从可能变成了现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