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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父亲的死亡，无疑使得中国既有的代际文化的传承方式受到了严重破坏，那些“没有父亲的孩子”由此变成了“没人管教的孩子”。但是，随着新式教育的崛起，那些进入新式学堂或者留学国外的学生，在失却了“父”的精神导引之后又找寻到了心仪已久的精神导师。这些精神导师取代了其“父”的职能，在他们的精神成长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像鲁迅景仰的藤野先生、胡适认同的杜威教授，都是如此。具体来说，这些精神导师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哲学观念，并进而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这促成了他们作为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确立。他们据此创作出来的文学，必然会体现着现代思想与艺术形式的新文学作品。精神导师的这种作用，不仅在五四文学的发生过程中这种情况带有普遍性，而且在整个20世纪乃至21世纪，均具有某种普遍性。 关键词：鲁迅；胡适；五四文学；父权缺失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10BZW1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宗刚（1963- ），男，山东滨州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父”不仅是“子”的养育者，而且还是其思想和精神的培育者。在“子”长大成人的过程中，父亲依恃着自己业已内化为自我意识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经典，对“子”的精神起着重要的规训作用。而传统的家庭生活方式，以及私塾的教育方式，使得“子”无时无刻不在“父”的视野之内，其一举一动都受到了“父”的审视和规训。而父亲的死亡，无疑使得这种代际文化的传承方式受到了严重破坏，那些“没有父亲的孩子”实际上也就变成“没人管教的孩子”。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新式教育的崛起，那些进入新式学堂的学生，由此改变了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这不仅远离了“父”的文化疆域的限制，而且也远离了聚族而居的村人的监督。但是，这种别样的成长路程并不意味着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就不需要精神导师的引导，相反，他们在失却了“父”的精神导引之后，又在新式学堂或国外大学里找寻到了心仪已久的精神导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精神导师取代了其“父”的职能，在他们的精神成长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情形在那些失却了父权的五四文学创建主体中，便显得尤为明显。 一 从严格的文化传承意义上说，个体的成长离不开对前人所创造的文化的继承，文化的发展本身就是通过代际的不断累积而实现的，如果离开了对人类创造的文化的继承，就谈不上文化创新。然而，文化的代际传承，又不是一个虚幻的过程，而是通过具体的个体得以实现的。具体来说，这种代际文化传承首先是在家庭中进行并完成的，其次是在私塾或者新式学堂里提升的。因此，在每个孩子的成长背后，我们总会看到那些导引着他们成长的精神导师的影子。在传统社会中，有些精神导师是由父亲承担的，有些是由私塾先生承担的。但缘于他们在文化上的同构性，这就使得他们的文化代际传承大同小异，其所培养出来的孩子也如一个模子刻录出来的一样。鲁迅曾经这样说过：“中国的男女，大抵未老先衰，甚至不到二十岁，早已老态可掬。”[1]这样一些在父亲或私塾先生熏染下失却了生机的学生，自然无法承担起发扬光大传统文化的重任，他们仅仅满足于对既有文化的继承，而无法完成对既有文化的推陈出新，这自然如鲁迅小说《风波》中九斤老太所说的那样“一代不如一代”[2]了。 如果中国社会既有的运行法则没有外力的冲击，自我也许难以自发的发生变化。这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此时此刻，我们正睡在一座火山口上。”“欧洲的大地又震颤起来了，”“暴风雨正在地平线上隐现。”[3]但是，深感不幸的是，晚清社会恰好睡在世界资本主义这座火山口上。随着资本的世界化，中国这个本来独立于世界既有工业革命之外的社会有机体，也被迫纳入到了现代世界一体化的格局之中。于是，伴随着抵抗与冲击，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终于被英国的坚船利炮洞开了。在此历史过程中，那些因为父亲死亡而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4]的孩子，缘于既有的文化教育所形成的男性要通过建功立业而“流芳百世”[5]的文化认同，他们最终走出了家庭，也走出了聚族而居的乡村，有的进入了新式学堂，有的还在新式学堂中通过考试获得了出国公费留学的资格，由此接触到了外国的现代教育，也因此接触到了与他们原来所接触到的老师截然不同的外国老师。这些外国老师，以其所皈依的现代科学为旨归，显现出一种迥异于中国传统私塾或者新式学堂中的老师的现代精神品格。随着师生之间的日常交往的增多，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之间的情感交流，从而使得他们之间的思想、知识的、情感的交流与对话获得了多方位的实现。在此过程中，有些老师非凡的精神品格深深地感染了这些在异国他乡求学的学生，这不仅改变了他们既有的文化心理结构，而且还重构了他们既有的情感接纳图式。这使得他们既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代学生，也成为平等看世界的第一代学生，从这样的意义上说，这些老师因此积淀为他们精神深处的一种文化符号，成为他们从事五四文学创作的动力源泉。在这些值得大书特书的外国老师中，鲁迅所景仰的藤野先生和胡适所追随的杜威教授，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换言之，以藤野先生和杜威教授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师，填补了鲁迅、胡适这些学生因为父亲死亡之后所出现的精神空缺，成为他们成长为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精神导师，沉潜到了他们从事五四文学的历史创造过程中，成为我们追溯五四文学发生时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既有的乡村文化推崇的是男权为文化传承的主体，而女性则被排斥在外了。与此相关联，这些失去了父亲的孩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自然地受到了排斥。使得这些没有父亲的孩子成为社会的边缘人，备受族人和村民的歧视。然而，当这些失去了父亲的孩子进入新式学堂之后，尤其是在留学海外进入现代大学之后，这种被排斥、挤兑乃至歧视的现象，则失却了存在的基础；那些外国的老师，对待他们的态度不再像他们族人或村民那样，参照的是他们有没有父亲，而是把他们当作一个平等的人来对待，这自然感染和温暖了他们孤寂的精神世界。由此一来，在五四文学的发生过程中，每一个成长起来的五四文学创建主体，在其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精神导师。这些精神导师，或以言传身教、耳提面命等直接方式，给他们的现代人格建构以深刻熏染；或以文学作品、人格楷模等间接方式，给他们的现代人格建构以深刻影响。其中，有些老师脱颖而出，不仅被学生深刻地记忆着，而且还被学生书写着。这表明了老师在学生心目中拥有无与伦比的地位。鲁迅在论及编写选本时说过：“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6]自然，那些被学生们记忆和书写的老师，所显示的与其说是老师的特色，倒不如说是学生的眼光，其根源在于他们对学生嗣后的人生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像鲁迅的老师藤野先生便是如此。 作为老师，藤野先生已经无法忆及当年自己所教过的学生，这自然也包括那个后来以鲁迅为笔名而获得了文学盛名的学生周树人。对此，藤野先生这样回忆道：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已记不清楚”，对于周君的成绩，“由于当时的记录已遗失，周君的成绩已记不起来了”，并且对于鲁迅是否到自己家里去过，也“已记不清”了，就是“最后一面是在什么时间见的却忘记了”，“至于那张照片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送给他的，已难记忆”[7]。但是，当尘封的记忆被现实打开之后，藤野先生对周树人还是有着模糊之中又十分清晰的影像：“我少年时期，有一位野坂先生教过我汉文，我尊敬中国，也就觉得对那个国家的人也应该高看的……前后外国留学生只有周先生一人，因此我对帮他寻找住处，学习日语，虽我能力有限，却要尽力关心。”[8]“他身处异国，若是在东京还有很多本国留学生在一起，可是在仙台，只他一人，我想他一定很寂寞吧。”[9]藤野先生后来还专门写文章，如此深情地回忆道：“听说直到他逝世之前，一直把我的照片挂在他的房间里，使我很受感动。”“这也就是周君感到对他特别亲切而使他心中感谢的原因。因此我觉得，读到周君在小说里或者对朋友们拿我当恩师来叙述，我若能早日读到该是多么高兴呵！他说直到死前还想知道我的消息，如果能通信的话，他本人该是多么喜欢啊！可是到了现在什么也办不到了。真后悔呀！……谨向因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关心而感到如此重大恩情的周君之灵表示深深的悼念。”[10] 藤野先生尽管已经淡忘了自己普施爱心而获得了健康成长的学生，这恰如太阳并不需要那些因其阳光普照而结出累累硕果的万物来回报自己一样。但是，这并不影响鲁迅对藤野先生的感恩之情。对此，鲁迅在时过境迁20多年后，写了题为《藤野先生》的散文，以表达他对藤野先生的无限思念与感恩之情：“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11]鲁迅正是感动于藤野先生的认真和厚爱，才把“他所改正的讲义”，“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而且还把“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12]这说明在鲁迅那里，藤野先生尽管并没有在文学创作上直接给他以深刻的影响，但是，藤野先生的现代人格却一直激励着鲁迅，并由此转化为鲁迅“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的重要驱动力。 如果说藤野先生对鲁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现代人格及其科学精神等方面的话，那么，胡适的老师杜威则对其现代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胡适有过这样的自白：“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到思想的结果。”[13]但是，赫胥黎对胡适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严复翻译过来《天演论》而获得实现的，而杜威对胡适思想的影响，则不仅仅通过书本上的哲学理论，而且还通过言传身教等通衢获得实现的。这使胡适坚定地认为：“实验主义从达尔文主义出发，故只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我在‘问题与主义’和‘新思潮的意义’两篇里，只发挥这个根本观念。我认定民国六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再造中国文明，而再造文明的途径全靠研究一个个的具体问题。”“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个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都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都是一点一滴的改造。”[14]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胡适终其一生都积极追随杜威，都在信奉并实践着一点一滴的改造，注重客观事物的量变这一历史过程，即只有造出历史之因，方可结出历史之果。但是，在胡适对杜威的推崇乃至膜拜中，除却其中的科学性之外，还影影绰绰地折射出中国传统的师徒关系。但是，我们在此应该看到的是，与胡适身上所着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色相比，胡适对这种作为外来文化的“点缀色”的坚守，其积极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担心的倒不是过分的“西化”，而是我们所吸纳的那点“西化”的东西又被既有的文化“同化”了。 鲁迅、胡适等为代表的五四文学创建主体有着令他们敬仰的精神导师，那些在五四文学熏染下成长起来的第三代学生，也有令他们敬仰的精神导师。巴金作为第三代学生[15]的代表性作家，固然是吸吮着五四文学的乳汁成长起来的一代文学新人，但这并不否认他对外国老师的认同与推崇。巴金曾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新思想的乳汁，并初步确立了自我独立的现代思想，开始服膺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无政府主义思想中，巴金特别推崇的有几个代表性人物。他们尽管并不是以老师的身份出现的，但还是被巴金奉为精神导师。例如，巴金把高德曼就称之为自己“精神上的母亲”。当处于人生苦闷中的巴金写信向高德曼倾诉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理想和信念后，便很快获得了高德曼的回信：“我看出来你是有着每个青年叛逆者所应有的真挚和热情的。我很喜欢。这种性格如今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只为了一点小的好处许多人就会卖掉他们的灵魂——这样的事情到处都有。连他们对于社会理想的兴味也只是表面上的，只要遇着一点小小的困难，他们就会把它抛掉。因此我知道在你们那里你和别的一些青年真挚地思索着，行动着，而且深切地爱着我们的美丽的理想，我觉得十分高兴……”[16]高德曼对巴金的这种鼓励和认同，给巴金以莫大的鼓舞与激励，这对巴金确立起人道主义的现代思想，并由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有着积极的作用。 总之，在五四文学的发生过程中，除了鲁迅、胡适和巴金这样一些创建主体对其在留学期间的精神导师有着真切的记忆，还有许多创建主体对那些精神导师也有着不同形式的记忆，只不过他们没有像鲁迅、胡适和巴金那样，付诸于文字的表达而已。当然，有些精神导师并不见得都是直接的授业解惑的老师，但是，他们以其思想深刻的著述，通过不同的形式，间接地成为五四文学创建主体所崇敬的对象，从而使得这样未曾谋面的作者，幻化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精神导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