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中国新文学研究在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一直面临“饱和”的困扰。因此，如何获得新的学术增长点，就成为研究者近些年努力的重点和方向。不过，就目前情况看，真正富有观念创新和有效路径的研究并不多见。要改变这一状况，有以下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在强调“人的文学”时，要避免受其遮蔽和使其异化，以加大对于“物”和“物性”的研究；二是在“正业”与“副业”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尤其要加大对于作家文学创作之外的“兴趣”研究；三是辩证理解“人道”与“天道”的关系，为中国新文学研究注入新的观念与方法；四是重视对所谓的“旧文学”“俗文学”甚至是“恶文学”之研究，以确立中国新文学研究新的基石和理论支撑。 关 键 词：新文学研究/增殖/物性/边缘/天道/旧文学 作者简介：王兆胜(1963-)，男，山东蓬莱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研究方向：林语堂、中国现当代散文 如将中国新文学的起点追溯到清末民初，那么它也只有百余年的历史，这在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学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作为中国新文学的研究队伍却相当庞大，其研究成果也可用汗牛充栋来概括。应该说，当前的中国新文学研究基本处于饱和状态，再要出新那是相当困难的。也是在此意义上，发现和开拓中国新文学研究新的增长点成为近年来的大势所趋，许多创新成果都与此有关。不过，也应该看到，至今的中国新文学研究在“饱和”中，仍有不少未被开垦的处女地，有的甚至是研究的盲点，这是需要进一步给予关注和进行研讨的。 一、“人”与“物” 自从“人的文学”被周作人于1918年提出后，“人”“人生”“人的个性解放”就被放在一个显著甚至是根本位置加以评说和渲染[1]，于是“人是天地的精华和万物的主宰”也就变成再自然不过的观念。自此，“人的文学”成为中国新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并被奉为圭臬甚至顶礼膜拜。最突出的表现是钱谷融曾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夏志清出版了文学评论集《人的文学》，他们都坚守着“人的文学”观念。毫无疑问，“人的文学”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学不重视人及其个性的局限，为中国新文学带来了一次彻底革命；但另一方面，过于强调“人”，而忽略了“物”，尤其是将《西游记》《封神榜》《聊斋志异》《水浒传》等许多小说都说成是“非人的文学”，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是周作人所谓“人的文学”观的短板。 一直紧盯着“文学是人学”，就会大大缩小创作和研究的范畴，使自己变得近视、远视甚至盲目，从而导致文学的窄化以及异化。纵观天地自然，除了人还有更广大的世界万物，因此文学不可能只表现“人”，研究者也不可能只关注“人”和“人生”。不要说像卢梭这样的博物学家使其《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充满博大的情怀，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饱含了对于万物的细思默想，就是鲁迅的《野草》和《朝花夕拾》也是写“物”的佳作。如果只研究“人”，那么作家笔下更为广大的“物”的世界也就被遗漏了。如在鲁迅笔下的动植物被写得丰富多彩、楚楚动人，但对它们的研究却很不够，它们像泥土一样被研究者用“人的文学”这把大眼儿筛子淘汰掉了。还有像陈从周、叶灵凤、周建人这样的小品作家，在“人的文学”观念底下，他们所创作的园林建筑、地方风物、植物生物几乎没多少地位和价值，然而站在天地万物的角度观之，这正是其创作丰富多彩、巧夺天工之处，应给予高度的重视和研讨。在当代作家中，写物的作品更是何其多哉！像张晓风、张抗抗、铁凝、张炜、周涛、莫言、鲍尔吉·原野、丁建元、杜怀超、李林荣、周晓枫、王族、黑陶等都是如此。他们关于物的散文往往有自己的语言密码，这不是“人的文学”所能解码的，需要放在物性和天地之宽中去理解和体悟。以鲍尔吉·原野的作品为例，他感兴趣的多是物的描摹，以及透过物性所展示的更为博大精彩的世界。王月鹏写伸向大海的栈桥：“它在面对大海遥望彼岸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欲言又止的表情。”“栈桥是一个态度。我从它的欲言又止的表情里，看到了一种坚定。置身波涛之中，它并不期望抵达彼岸，也无意于征服什么，它只是固守属于自己的一份命运，这是最诚实的生命态度。”“栈桥甚至拒绝作为桥的所谓使命，在遍地架桥的现实世界，它是另一种桥——不以抵达彼岸为目的。在道路断裂的地方，它承担人类与风浪之间的沟通，接续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2]作家这样的对于物及其物性的展示，“人的文学”观很可能会让研究者失语或痖语，因为万物与人一样自有其天地，失于此则失之大矣。从这一角度观之，超越“人的文学”观，进入物及其物性的世界，就会为研究者提供一个更为广大新奇的天地，获得新的研究成果。 要克服“人的文学”观的局限，尤其是突破人的欲望的过分膨胀和个性解放的自大狂。以“人的文学”观研究文学，研究者眼中全是“人”，而没有物，于是人变成了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主宰与精华，万物就变成了被漠视甚至踩在脚下的低级物种。纵观中国新文学研究，我们发现“人”、“人的现代性”“爱情”“个性”“欲望”“私心”是一个不断被缩小和窄化的过程，于是“人”进入了一个观念的囚笼和思想的穷途。以爱情与家庭婚姻为例，当中国新文学由写“人生”变成津津乐道于“爱情”，并变成自私的爱情，那么这种文学已开始走向其现代性的反面了。于是，“如无爱勿宁死”以及各种三角、四角和更多角恋爱也就成为新文学创作和研究的观念形态。而问题的关键是，追求爱情虽无过错，但有了爱情后并不爱惜，更不注意发展、创造，这是新文学的通病。所以，林语堂称中国现代人患上了一种“现代爱情病”，那就是：将爱情当饭吃，而将婚姻当点心吃。这也是钱钟书笔下的“围城”困局：在婚外的人想进去，结过婚的人又想出来。殊不知，在这个世界上，爱情固然重要，但婚姻家庭、世界人生则远大于爱情，是可以超越一己之爱的大情怀。从此意义上讲，将爱情看得比“死”更重要，这是一种现代爱情病态观，也是“人的文学”进入死胡同的典型例子。然而，中国新文学研究者多信守“爱情至上”“如无爱勿宁死”的“人的文学观”，于是让爱情逐渐失去了神圣之光，更失去了个性解放的特色，而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和狭隘化。另一个例子是，对于《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将它看成是个性解放的典型，孙悟空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俨然是“人的文学”中个性解放思想的最好注释。然而，林语堂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最大的价值是，让人看到了人自身的局限，即由一个无所不能的自大狂，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的西天取经，变成一个自知有限、然后知足的敬畏者。当人看到了自身的局限时，人才能对天地万物存有敬畏，而后去掉狂妄无知和无法无天的“癔症”。还有，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过于强调人的“个性”，但对于集体性和国家意识强调不够，这也是他后来附逆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牵扯到“小我”和“大我”的关系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言：“我们想到牺牲自己是为了尽义务，即使我们力量薄弱，也会促使我们努力去做。”“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些为最大多数人们带来幸福的人，经验赞扬他们为最幸福的人。”[3]许多人一直赞赏周作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尤其欣赏其“人的文学”，但较少有人质疑其局限，即他将“人”从天地自然中抽象出来，将丰富和大写的“人”变为有“个性”与“自私”的人，从而让文学越走越窄。 “物”不仅是与“人”不同的所在，而且又有与人互动、相通、相启的作用，有时甚至会成为“人”之师，这是中国新文学研究应该注意的。从一般意义尤其是进化论角度看，人确实站在生物链的顶端，在聪明才智等方面是天地的主宰和万物之精华。不过，万事都不能一言以蔽之，更不能将观念当成永恒真理。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人又不能与万物一争长短，万物在许多方面是远超于人类的。也正因此，欧阳修曾在《秋声赋》中发出了人“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的感叹！毛泽东也在《采桑子·重阳》中表示：“人生易老天难老。”可见，在生命的意义上，人是不能与万物等量齐观的。因为仅从一块石头上说，它就要经历数百万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孕育，而人生却是七十古来稀！在《古诗十九首》中有这样的句子：“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曹操在《短歌行》中更是忧患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苏东坡在《赤壁赋》中也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这种将人与万物生命进行比较，所产生的人生短暂之感喟，是人类智慧的表达，它是远离了“人的文学”的狭隘性的。然而，中国新文学研究者却较少能跳出“人的文学”的圈套，从万物身上获得更多的智慧，以点染我们智慧的文学与人生。如鲁迅研究者总是习惯于从“人的现代性”角度来研究，于是将鲁迅笔下的万物忽略和淡化了，即便探讨也是多赋予其意识形态内容。最典型的是对于鲁迅“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解读，学界公认它们是刺向反动政府的匕首与投枪！这样的研究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显然属于“过度阐释”和“强制阐释”[4]。另如，郁达夫研究也容易陷入意识形态阐释的窠臼，不少研究者一直强调其对于人的“个性”的重视，但笔者认为对于物性的描摹是郁达夫创作的精华所在，像他的游记散文就很有代表性。在《故都的秋》中，郁达夫极尽物性描写之能事，将老北京的秋意尽情托出，从而渲染出万物在伤感中的美妙。他说：“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这是作为牵牛花知音才可能有的感悟。他还写道：“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这样的句子一向不为研究者注意，其实它在郁达夫散文及其整个创作中都极其重要：一是写得安静，真有宁静致远之感，于是智慧方能生于其间；二是写得真实，它仿佛活画了老北京的秋意图；三是写得细腻，“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一句，既观察得细，又捕捉得准，最重要的还有对于生命逝去与留存的感喟，这是充分体验生命的张扬与消逝的笔触；四是写得美好，在短短小文中充分展示了作者“文心雕龙”的功力与才情，整个作品充满着哀而不伤、泪中有笑的情调与境界，这是超出中国古人的现代意蕴。高洪波写“狗”，即写时下流行的网络名词“汪星人”，他借说一个六岁小男孩不为狗的寿命短于人类而难过，其理由是“那是因为人类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学习爱，而狗生来就懂得爱和忠诚”[5]。朱以撒常在“物”与“我”之间架起桥梁，充分体验人与物之间情感的流淌，以及对于“以物为师”的崇尚之意。他这样写道： 蓬松的芦花和我每日用于指腕间的毛笔太相似了。一杆笔集中了走兽的万千毫毛，没有入水时，它们会蓬松地张开，像一朵花开到了最大。一个善于用毛笔的人，此时的心也像花那般地打开，娴雅起来了。 每一个人的内心，都会蕴藏着无尽的对毛笔的喜爱。柔软的笔锋带来了许多乐趣，导引日子走向深入，许多类型的锋颖在指腕间过往，渐渐悟出了其中的微妙分寸，多一分少一分地下力，快一分慢一分地牵引。笔是软的，宣纸也是软的，研墨之水也是软的。我的指腕在柔软中穿行，捕捉那似有若无、恍兮惚兮的感觉。由于柔软而无处发力，或者下力了，却被毫端化得虚无之至。 一个人长期把握一种柔性之物，他对于一些人事看法也有了修正，不是从柔软中生出许多奇思异想，而是越来越平淡、持中。不过柔毫还是不会给它的主人呈现一个边界，就像我们不知道尽头在哪里，或者不知道如何直到尽头[6]。 在此，朱以撒主要是写毛笔、宣纸、研墨之水、芦花，写它们的柔软，但更重要的是透过柔软表达书法及其人生观，那是一种以“柔软”为师而生出的柔性美学，一种“平淡”和“持中”的人生哲学。 人与物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我们既不反对“人的文学”的价值意义，也不反对对于“物”的“非人的文学”的批判性。但我们不赞成将“人的文学”无限放大，并用它来遮蔽“物”的世界，因为“物”是这个世界的底色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学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坚持“人的文学”观的前提下，不可忽略“物”在文学中的价值意义，尤其不能低估“格物致知”和“以物为师”的智慧，这应是中国新文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和支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