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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精神导师中，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并不是很多。但是，这并不表明这些精神导师就没有参与到他们的五四文学创作实践，这种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思想层面，属于深层次的影响。具体来说，这些精神导师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哲学观念，并进而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在这种变化发展了的新思想基点上，他们把切身体验到的思想和情感，建构起了一个全新的现代文学世界，这自然就具有了区别于古典文学世界的特质。由此说来，这种哲学的、思想的影响看似可有可无，实际上却是他们成长为五四文学主体所必不可少的。离开了这一基点，就没有他们后来建构的五四文学世界。具体来说，这些精神导师对他们的哲学的、思想的建构具有以下三点作用： 其一，精神导师为五四文学创建主体提供了哲学根据。进化论的哲学观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这使得他们为其倡导的五四文学找到了哲学的根据。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哲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其所恪守的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天命不可违”、“人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哲学观。这样的一种天命观，就攫夺了人的主体性，自然也就剥夺了人的个性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人成为既有社会秩序下的“奴才”，只能“匍匐”在地上，一切都要“听天由命”。如此一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个人既没有主体性，也没有能动性，个人只能是既有社会秩序的附庸，不可能、也不允许人的主体性有任何发挥的空间。这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社会已经把这个宴席的秩序排好了，一直不断地排下去，任何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无非就是按照既定的秩序和法则，来演练好属于自己的角色，“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17]。如果一动弹，便被看作是“大逆不道”、“犯上作乱”，甚至还会被看作“禽兽不如”、“猪狗不如”、“衣冠禽兽”等。这种哲学观，使得既有的社会秩序只要缘于“从来如此”，便具有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对此，鲁迅曾经形象地比喻：“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18]“亘古未有”便成为一个民族文化发展“亘古未变”的精神枷锁。 在这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学观的制导下，作为体载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话语，则极力宣扬皇帝的权力是“天授”的，即所谓的“君权神授”。为此，那些掌握了社会公权力的皇帝，为了感念上天的恩赐，要祭天，要封山。这样一来，任何对这种权力进行质疑的声音，都属于大逆不道，都是“犯上作乱”，“罪不可赦”。即便是“莫须有”的罪名，作为“臣子”不仅自砭为“罪该万死”，而且还要“谢主隆恩”。其实，在这些看似不可理喻的行为的背后，隐含的是人们对既有哲学观念的皈依。 当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晚清大行其道时，一种承认“变”的哲学思想逐渐地为人们所接受。胡适在谈及对其影响最大的两个人时，之所以把赫胥黎排列在前，就在于如果没有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就没有后来胡适的现代思想。当然，正如古人所说的那样：“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胡适留学美国期间，在杜威教授的耳提面命之下，他才真正地完成了自我思想的现代转型。由此出发，胡适从理论上重新阐释了白话文之于现代文学的作用，便与改良派鼓吹的白话文理论有了本质的分野——改良派的白话文理论依然隶属于传统文学的范畴，其进步作用仅仅体现在如何更便于读者的阅读接受上；胡适的白话文理论则已经隶属于现代文学的范畴，其目标在于追求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说，革命的内容，必须与革命的形式相对应。由此说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实际上是用“改良”这种温和的外衣，装扮着“革命”这种激进的内核，由此而掀起的新文学的狂飙运动，便真正地动摇了传统文学的基石，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引起士大夫顽强抵抗的内在缘由——这样的革命，甚至也动摇了晚清以来一直领思想界革命之风骚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思想界的地位。毕竟，在胡适等五四文学创建主体那里，其所认同的不再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那样，借助既有的传统文化，来填塞贩卖自己的改良货色，而是完全推倒了孔家老店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就使得他们所倡导的五四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基点截然不同了。 五四文学观念的确立同样离不开现代哲学观念的支撑。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鲁迅等人，正是基于他们所理解和接受的现代哲学观，开始动手拆卸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命观”，把人从传统哲学的奴仆中解放出来，确立了天地之间大写的人的主体地位。当胡适在五四文化革命刚刚兴起的北京大学主讲中国哲学史时，他便摈弃了传统的那套哲学讲解的路径，重新整合中国传统哲学。为此，胡适在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将孔子及其学说与诸子并列，使孔子从圣人一变而成一般学者。“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19]当五四文学获得了现代哲学理论的支撑后，现代文学的确立便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了，郁达夫曾经就此有过这样的论述：“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这一“个人”的发现，使得现代散文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我们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则这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一种自叙传的色彩是什么呢，就是文学里所最可宝贵的个性的表现。”[20]这就是说，“人的解放”便直接导致了“文学的解放”。针对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中“从来如此”便是合理的哲学观念，鲁迅在其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21]的质疑。这样的质疑，为人们拆毁传统文学的大厦，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现代文学的大厦，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当然，从历史演进的规律来看，鲁迅、胡适等人之所以对自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从原初的“习焉不察”到“理性审视”，正是得力于他们从文化上完成了“走出”与“走入”。所谓“走出”，便是走出了自我原来那个“习焉不察”的文化；所谓“走入”，则是走进了那个“隔膜甚多”的文化。并因此对比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之优劣，找寻到了可以为之孜孜以求的现代文化。随着走入异域，鲁迅、胡适等人开始逐渐地理解了异域文化，也开始用拿来主义的文化姿态逐渐地接纳和重构了异域文化，并由此形成了他们的现代文化观。正是在此基础上，当鲁迅、胡适等人回眸和观照原来那个“习焉不察”的文化时，才发现了其中存在的诸多不合理性，才发现了其“吃人”的本质。 其二，这些精神导师以迥然区别于中国传统的教师的科学精神，对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确立科学精神起到了熏染作用。作为体载着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精神的学者或老师，其人格必然或多或少地打上了现代的烙印，这使得他们的人格具有现代品格。恰如叔本华所说：“风格是心灵的外在标志，是比一个人的脸更为可靠的性格标志。”[22]当这些带着比个人脸谱更为可靠的性格标志的老师通过言传身教等方式把科学知识传授给学生时，自然就具有了别样的结果，从而培育了学生的科学精神。 鲁迅曾经这样回忆藤野先生对自己“耳提面命”的过程：“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23]藤野先生在此所体现出来的严谨的科学态度，使得鲁迅在时过境迁20多年后，依然铭记在心。藤野先生在此是用解剖学的求是法则，纠正了鲁迅既有的自我文化本位，使之调整到了以事实为依据的科学的精神上来：“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24]这里，藤野先生道出了科学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存在，而不是用“瞒和骗”等主观的意念来进行着文学的“描画”，这就为鲁迅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时切近生活实际，反映生活的本质，而不是粉饰或者修正这客观存在提供了坚实的科学思维根基。 作为精神导师的藤野先生这种科学精神，不仅体现在对已有认知对象的理解上注重求是的态度，而且还体现在对于自己所不熟悉的东西的认知上也注重求是的态度。如藤野先生“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25]这种偶有使“我”感到很为难的事，如果置于科学的原则下，“为难”恰是情感对科学精神的遮蔽。而藤野先生在此所体现出来的“看一看”的科学精神，无疑才是值得称道和学习的科学精神。实际上，鲁迅从事文学，要改造国民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秉承这种科学精神而展开的。不管解剖的对象是什么，鲁迅已经没有什么“很为难”的了。由此说来，鲁迅之所以如此地敬重藤野先生，便是因为藤野先生培养了鲁迅的科学精神，只不过鲁迅把这种科学精神用在了文学创作上而已。 其三，这些精神导师的现代人格对学生的现代人格的培养有着楷模作用。鲁迅对国民性的弱点有过尖锐的批评：“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26]由此可见，鲁迅对国民性中这种“瞒和骗”的精神疾病，是深恶痛绝的；那么，鲁迅理想的国民性又是什么呢？显然，这就是我们民族“最缺乏”的“诚和爱”。鲁迅早在1907年在日本论及国民性时说：“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27]那么，能够体现“诚和爱”这一理想人性的楷模又在哪里里，这便是那个一直活在鲁迅心目中的藤野先生。“在鲁迅的文化视野中，藤野先生的身上就具有“诚”的文化品格，这主要体现在他不虚伪，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以及“藤野先生的世界性情怀，主要体现在对鲁迅这样一个素昧平生的外国青年的无微不至的关爱上。” [28]当然，鲁迅作为一个具有现代人格的人，除了具有“诚和爱”的特点之外，还体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单就其对时间的理解和遵守而言，鲁迅堪称楷模。鲁迅早期读私塾时，便在桌子上刻下了一个“早”字，这样一种遵守时间的规则，在日本留学期间，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淬炼。这种情形我们可以从鲁迅回忆藤野先生的文章中略见一斑。本来，作为老师，在学生的心目中值得回忆的内容很多，但是，那些能够抵抗20多年时代风雨的侵蚀，依然像鹅卵石一样积淀在学生记忆之河中的，便是已经融汇为学生的情感和思想的内容了。那么，鲁迅对藤野先生有哪些清晰的记忆呢？那便是藤野先生对时间的恪守。对此，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以七时始，午后二时始竣。……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29]由此我们溯源而上的话，可以发现，藤野先生作为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他上解剖课，时间抓得很紧，一到点就把解剖室的门关闭，使迟到的学生进不来，而鲁迅一次也没有迟到过。 鲁迅对包括私塾先生在内的中国老师，并没有给予像藤野先生这样高的评价，这自然又从反面说明了以藤野先生为代表的精神导师，对鲁迅现代人格的建构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值得肯定的是，这一重要作用，在鲁迅那里也有着深刻的自我感知。在此我们如果借用鲁迅评价白莽的《孩儿塔》序言的话来说，则是五四文学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30]。这就是说，五四文学之所以“有别一种意义在”，并“属于别一世界”，恰好在于五四文学创建主体已经具有了现代人格，其和古典文学的创建主体不再属于同一文化层面。这恰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31]那么，在传统作家那里创作出来的是传统小说，在五四文学创建主体那里创作出来的则是现代文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