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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的可能路径 现代文学理论如何建构，在当下如何自处，未来走向何处，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作了深入的理论探索。 首先，人们试图从历史的发展动态中把握文论的整体格局。尤西林提出，元理论是现代学术前提性理论，也是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首要环节；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演进受制于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与人文科学三种元理论：科学主义模式奠定了文学理论的知识学结构，其价值判断的缺失导致专制型意识形态对文学理论的政治化塑造；形象思维论成为连接科学主义与意识形态的美学基础，同时成为意识形态文学理论分裂冲突的矛盾焦点。中国现代化转型使人文科学取代了专制型意识形态的元理论地位，文学理论开始成为现代学术的人文学科。马克思人文主义理想的终极价值在超越科学主义的非价值立场的同时，超越专制意识形态价值规范，成为凝聚文学理论并抵御价值虚无主义的核心，也成为引导提升文学经验的基点。人文科学在不脱离人文经验这一特性的前提下要求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结合，并从静态的知识论转向包含描述、参与、理解与体验的阐释学。[55]高楠从文学本质论、文学功用或功能论、文学发展论、批评的具体化四个方面分析了现实主义成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之前文学理论研究方法论核心的必然性，指出现实主义淡出当下文论与80年代学界对政治决定论的质疑、西方文论的译介和接受、大众文化的兴起有关。作者通过对理论建构自身规定性和现实规定性的分析，雄辩地提出现实主义理论和中国文学批评特点相适应，现实主义应当是当下中国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56] 不少学者主张文艺理论研究应在与文学创作实践的互动中展开，才能使理论研究真正落到实处。肖学周指出：在“五四”新诗人群中，闻一多是最重视诗歌语言的诗人之一。他生活在一个诗歌语言急剧变革的时代，在形式焦虑的催逼下，闻一多经历了从放弃旧诗到走向新诗，然后主张新格律体诗，最终中断写诗的复杂过程。在其诗学探索过程中，闻一多诗学语言观念大致经历了“四原素”说(即幻象、感情、音节、绘藻)、“杂语”式诗歌语言(包括“三美”说和“弹性”说)和“鼓点”式诗歌语言三个阶段，这不仅显示了他从“纯诗”转向“杂诗”的过程，也大体上对应着他不同时期的文学观念：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57]罗义华指出：系统性与交叉性是新格律诗的发生研究领域应重点把握的两个原则。他系统考察了新格律诗得以发生的主要条件：中国文学反动之反动的历史规律是它的内在动因；英美新诗运动尤其是意象派的影响是它的外部诱因；初期新诗作格律元素的显著存在为新格律诗的发生预留了空间；初期新诗的理论探索构成了新格律诗的理论出发点；新月同人的格律实验与理论探讨为新诗格律理论的最终成型奠定了基础；闻一多对新诗形式质素的高度敏感和理论自觉是不可或缺的主体条件。新格律诗的历史经验对当下新诗诗体建设有着理性制约和重要的启示作用。[58]吴子林则借用了柏拉图重回叙拉古的政治隐喻，通过对莫言小说创作及其理论的阐释与理解，对其“超轶政治”的文学创作作出较为深入的理论阐释与思想解析，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考量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强调文学发端事件但又超越事件，关心政治又大于政治的重要性，指出文学的真正态度不是问题的决断，而是发现问题；不是斥责和批判，而是理解和宽恕；莫言的创作实践是在“避开政治的限度上过问政治”(契诃夫语)，即从代表道义原则的“元政治”出发，对现实中的党派政治实践予以伦理评估，在文学自律的立场上为解决严峻的现实问题，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而走出了“要么沉默绝望，要么激进好斗”(沃格林语)的迷途。[59] 对新时期以来文论发展格局的把握，也是思考当代文论出路的题中之义。杜书瀛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脉络做出大致的梳理，认为现代文艺理论是在西方文论资源占优势的情况下较之于传统“诗文评”有质的不同的“混血儿”。面对现代学术范型和当下文论的困境，中国文艺理论的建构既要在社会历史的语境中考察种种影响因素，又要能够合理地择取继承中外文论资源。[60]肖明华、周云颖借用了童庆炳“大文学理论”的概念，从研究对象、研究者身份认同、价值取向等角度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研究的格局变化。指出对文学理论转型的认知关系到对当代文学理论的正确评估以及未来文论走向的选择和学术作用的实现。[61]王一川从“涵濡”视角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指出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要从历史全局把握种种内外因素，由此可将文艺理论和文化联系起来；中国文论的发展是在与外来他者的层累涵濡中不断生成的，由此中国文论常常显示出两种状态，即单向适应和反向适应；中国文论未来的建设仍需坚持以中化西，以今话古，处理好个体/群体、雅/俗关系、物质/趣味、形式/思想以及知识制度/学术发展等诸多关系。[62]张永刚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为例，探讨了“他者”视野中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与发展方式。指出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文学实践出现了主动展示自我、民族自立和文化自觉等特点，在社会结构并未真正进入后现代阶段的少数民族文化观念的转变及其文学实践：一方面是自觉接受后现代力量推动的结果，另一方面带来的潜在危险则是民族文学写作的平庸化，折射出了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传统和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交错的复杂景观。[63]顾祖钊则回溯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并对文学理论的未来形式做出考量。认为文化诗学以其民族特色和对传统的承接、应对国际学术潮流的姿态走在文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众望所归处，中国文化诗学理论创新的意义可从文化和审美文化视角、文化身份、他者理论的角度进行阐述。文化和审美文化视角有利于文学批评挖掘作品的文化内涵，更好地贴近题旨和艺术本质；文化身份和他者理论则为中国文论“失语症”提供了解决途径。在应对国际学术思潮和进行中国文论重构上，文化诗学有着令人乐观的前景。[6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