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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问题,综合创新——2013年度文艺学研究前沿问题论(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 吴子林 陈浩文 参加讨论

    从西方到东方:理论的旅行
    2013年度的西方文论研究呈现多元化态势,在注重精读原典的同时,还揭示了西方文论之于中国文论建设的借鉴意义。
    吴子林、周娆重读了柏拉图《理想国》,指出柏拉图针对当时文学创作的种种弊端,将一部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实际上是强调诗性正义以迎回他心目中的理想诗人。“诗性正义”根源于诗人那颗悲天悯人的心,以一种反省性的艺术方式来反映社会现实,追求着“至真”(真实)、“至善”(正义)与“至美”(艺术)的统一,并最终将作用于人的心灵,实现其生发于人的内心的教育作用。[21]
    周宪分析了福柯话语理论的诸多问题,认为表征对于在场的替换、对制度层面着眼点的局限,直接导致了福柯话语理论建构中宏观制度和微观制度缺乏内在的衔接,遮蔽了制度对话语的制约和对主体的轻视,缺乏反抗策略;而话语论的流行与学院制度的相适应,与当时法国社会的文化环境以及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分不开。福柯话语论的内在矛盾使其理论本身失去解释权,对于话语论的研究需要联系社会物质实践活动,强调话语和主体的双向互动,并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论进行修补和矫正。[22]
    王鸿生回溯了尼采等中西方众多学者对于“虚无”的理解,指出“虚无主义”和“虚无”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对后者的具体化,分析了现代怀疑论和虚无主义的生成机制,并针对德里达的延异理论作出了语言与意义关系的理论探索,认为德里达的许多观点都体现出一种“元理论气质”。[23]
    陆扬重读了“耶鲁学派”的学术思想:布鲁姆的学术着眼点在批评,针对“影响的焦虑”提出创造性误读,对解构主义显示出一种对抗姿态;米勒则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推崇备至;德曼强调语言的修辞,而哈特曼思考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定位问题。可见,“耶鲁学派”因此能否称之为具有共同学术主张和学术思想立场的学术流派是一件值得考虑的事情。[24]陆扬还研究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三个主要范式: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和葛兰西霸权主义。从理查·霍加特、雷蒙·威廉斯和E.P.汤普森的“人类学和历史主义”的文化研究方法中可以看到文化唯物主义对利维斯主义的精英文化传统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机械理解的突破;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则强调物质经验影响,使文化研究开始偏离整体性描述而重视差异;霍尔的编码和解码理论体现了阿尔都塞使文化研究从文化主义转换到结构主义的影响;葛兰西霸权主义理论用“霸权”替代“政治”,以阐释现代社会诸种文化现象,但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出现后劲不足之态。因此,霍尔借鉴后马克思主义的“连接”概念,创造了新的文化研究范式。[25]
    曾军多年潜心于巴赫金的研究,他探究了克里斯蒂娃接受巴赫金思想影响的“多元逻辑”特点。以1970年和2002年为界,将克里斯蒂娃的学术思想分为三个阶段:(1)1966-1970年间,以《词语、对话和小说》、《封闭的文本》、《诗学的毁灭》等为代表,克里斯蒂娃介绍了巴赫金的复调、对话、狂欢和意识形态符号学理论,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互文性理论,克服了结构主义对历史和主体的忽视,实现了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转向。(2)1970年之后,克里斯蒂娃从符号学家发展为精神分析学家和女性主义理论家,其“过程主体”的思想是与巴赫金有关联的理论创造;她还创造性地发展了巴赫金的复调和时空体理论,提出以“多元逻辑”和“边界/门槛”为代表的带有后现代主义气息的文学和文化理论。(3)2002年的《“我们俩”或互文性的故事(历史)》一文成为克里斯蒂娃对自己接受巴赫金思想的理论总结。[26]
    马大康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阐释学相结合,探讨话语行为在建构作品和读者相互关系中的作用,指出当研究者将关注焦点从话语表述转向话语行为,势必导致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从认识论转向存在论。于是,话语的行为方式也就成为人的存在方式,话语构建的世界则成为人的精神家园,对话语及其话语所构建的世界的理解恰恰成为对人自身生存可能性的探访。[27]
    姚文放指出,乔纳森·卡勒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从文学理论走向“理论”,又从“理论”回归文学理论的循环。如果说一个时期以来人们从卡勒的阐释中更多看到的是“理论”对于文学理论的疏离的话,那么可能忽略了另一面:卡勒恰恰也在力图把握一种可能性,即“理论”对于文学理论的回归。卡勒在《文学理论》以及一系列论著中显示了对于文学理论与“理论”之间相互激励和推助作用的肯定,对于“理论”中的文学性的开掘,对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平衡机制的探讨,对于“理论”与文学理论相互联姻的可行性求索——这一切都不乏“后理论”的意味。卡勒以其对于“理论”的反思和对于文学理论的还乡,成为“后理论”转向的风标。[28]
    杨俊蕾分别从功能、选本和态度三个方面讨论了西方文论话语对中国文论的影响,以及在这一影响下中国文论的自身焦虑与理论建构的发展状况。她认为中国文论对于西方理论话语的接受需要进入其内部进行消化,并立足于本土,以平视的态度进行思考。[29]这是一种非常可取的研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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