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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 本年度有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再解读；第二，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值此重要纪念日，总结和探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当代价值成为理论热点；第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第四，对当下马列文论研究状况的反思。 (一)《讲话》再解读 2012年是《讲话》发表70周年，重读《讲话》，重新阐释《讲话》的重要命题，重新理解《讲话》精神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这种情况延续到2013年，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讲话》进行了再解读。 周景雷、张倩在《检讨书：一种接受与阐释〈讲话〉的方式》⑦中认为，在1950年代初期的思想改造和批判运动中，一些作家文艺家反思和检讨自己过去的思想、创作，表达对现实的接受和对未来的瞩望，形成文字，并发表在各种报刊，形成了在文学史上特有的一种文体，即检讨书。一些作家文艺家通过“检讨书”的方式完成了对以《讲话》为核心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接受和阐释，检讨书因此成为《讲话》接受、阐释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关节点。检讨书主要集中在《讲话》所论述的立场和工作对象两个方面。通过检讨，作家文艺家们不仅有效地接受了这样的原则和规范，而且经过阐释，在某种程度上也强化与发展了这些原则和规范。王园波在《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思1980年代西学译介》中认为，1980年代的西学译介本应该遵循《讲话》关于借鉴西方文化的精神，然而却更多地停留在引进照搬的层面。这股译介之风企图去政治化，但本身却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周景雷、王燕在《1960年代下半期中国文艺思想与〈讲话〉——以〈人民日报〉1967、1970年两个纪念专栏为例》⑧中指出，《人民日报》这两个纪念专栏的文章主要围绕两个内容：一是把《讲话》认定为判断敌我、是非的唯一标准，强调《讲话》在文艺理论与实践中的“武器”作用；二是重提工农兵形象问题，进一步窄化了《讲话》所倡导的服务对象。李大可和韩国学者全炯俊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80年代韩国的译介》⑨指出，1980年代是韩国译介、研究毛泽东著作的高潮期，这种高潮期的出现是一种基于韩国本土需求而发生的对异域文化的“拿来”行为。孔许友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经”与“权”》⑩中认为，关于《讲话》的纷争大概可归结为文艺的人民性与文艺的自由性的分歧，文艺的人民性着眼于文艺活动的实际效用，文艺的自由性着眼于文艺活动的精神本体。二者着眼点不同，不能简单混淆。 本年度还出现了一批纪念性文章，主要是学习《讲话》内容，领会《讲话》精神，包括卫东、崔亚飞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当下启示》(11)，吉洛青、周吉萍的《重构当代中国文艺精神——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2)，宋杨的《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核心理念》(13)，王纪鹏的《浅析延安时期共产党人文艺大众化的探索——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14)，熊敬忠、刘照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经典价值及其意义》(15)等。本年度一些高校的硕士研究生也将《讲话》作为学位论文的论述对象，如太原科技大学吉洛青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作品的影响研究》、西南大学杨贞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近70年影响的研究》等。一些单位还召开了专题研讨会，如2013年6月7日由中国延安文艺学会、《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联合举办的“延安文艺精神与中国梦——纪念《讲话》发表71周年座谈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