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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诗学”专门意义上是指诗的理论和批评，广义上它可以是全部文学理论的同义语。纵观西方诗学的历史，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以来模仿说雄霸两千余年之后，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开始以内心的光芒照亮世界，那么20世纪以降，毋宁说是重新出现复归亚氏《诗学》的趋势。“古典”一语开始变得名副其实起来，应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重新发现的古代作家和作品，观念、文体、体裁、题材等方面都展现出人文主义新气象。故古典同诗学结盟，文艺复兴是适当其时。17世纪开始，西方诗学见证了从新古典主义走向浪漫主义的历程，逐渐同修辞学拉开距离。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诗学的幽灵在与绝对精神把酒交欢。 【关 键 词】诗学/古典/亚里士多德/理论/修辞 【作者简介】陆扬(1953-)，男，上海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美学研究。 一、诗学与哲学 诗学一语按照通行的理解，它是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书。诚如近年多有学者重申，亚氏所谓的“诗学”(poietike)，其本义是属于今日通译“艺术”的techne范畴，换言之，它是示人如何“制作”，而不是一门形而上的学问。如是，亚氏这本篇幅寥寥的大著，或者更应该译作《诗艺》或者《诗法》。事实上也不乏有人作如此尝试。诗歌的诞生虽然远早于哲学，可是哲学引探究世界本原为己任，一旦羽翼渐丰，便自命为高居一切技艺学问之上的“第一哲学”，压根就不把诗歌放在眼里。柏拉图《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就已经说诗歌和哲学的纷争由来已久。哲学家斥责诗人是“狂犬吠主”，诗人反过来讽刺哲学家是“缜密思考自己窘境的穷人”。①这样来看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管它怎样在循循诱导教授诗法，比如悲剧的结构布置、悬念设置，以及诸如此类一应故事，当它将诗歌的性质定位在模仿上面，同时以模仿直达形式即理念，它当仁不让也就是一部哲学著作。 要之，《诗学》的译名不但约定俗成，而且名至实归。因为它首先是背靠哲学来做诗辩的文献。柏拉图《理想国》呼吁诗歌的爱好者，哪怕他们自己不是诗人也罢，哪怕不用诗体，用散文体来叙述也罢，只要能够证明诗歌不但给人快感，而且对国家有益，他甘愿洗耳恭听，从善如流。②他不会想到到头来响应他这一呼吁的，不是别人，竟是他本人的第一高足，口称“我爱柏拉图，我更爱真理”的亚里士多德。 人类对诗歌的爱好，自鸿蒙既开，就相伴文明同时滋长。《尚书》记载舜继尧位，安定天下，即任命百官，令各司其职。比及诗歌，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③这是言虞舜以夔为乐官，教以正直温和的音乐启蒙孩童，陶冶宽阔刚毅胸怀且不使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这和后来古希腊的音乐教育思想，几无二致。如柏拉图以伊奥利亚调和吕底亚调为靡靡之音，反之推崇表现节制和勇敢的多利亚调和弗里几亚调。④诗言志，歌咏言，这可谓影响最为深广的中国传统诗学原型，它能担纲学界长久流传的西方诗学以模仿为圭臬，中国诗学侧重表情言志这一判若两途的分野吗? 希伯来文化中，更将“音乐对人类之必须”的谱系上推到人类诞生之初。《创世纪》说，“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洗拉。亚大生雅八，雅八就是住帐篷养牲畜之人的祖师。雅大的兄弟名叫犹八，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⑤假如我们记得雅八和犹八这一对兄弟，以及接着洗拉生产的主掌铜铁利器的土八该隐，都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该隐的第六代子嗣，那么就可以发现，这些远古各类技艺的发明祖师，是多么近在咫尺地紧邻着上帝创造世界的太初时光。不仅如此，在畜牧作为生机之必须，以及铜铁作为工具之必须之间，就有音乐的地位，足见我们人类是多么与生俱来地热爱着音乐。就像《尚书》所说，“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正是音乐构成了天地人的最初和谐。而诚如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的命题所示，与音乐形影相随的，从来就是诗。 由是而观诗学，顾名思义，它是做诗论诗的学问。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诗是文学的主要文体，散文主要是哲学、历史等学问的写作文体。即便哲学，在柏拉图之前，哲学家出言神出鬼没，常常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莫测高深，就像先知在预言世界。正是柏拉图设定苏格拉底这个一半虚构，一半回忆的叙事人，用极具文学色彩的对话体来写哲学，才使西方哲学开始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统。无怪乎《理想国》诚然疾言厉色谴责荷马的柏拉图，《会饮篇》中却还在说，谁不愿意跟荷马和赫西俄德这等天才诗人来生孩子，而去跟那些凡夫俗子结婚生产呢?此外，像恩培多克勒、卢克莱修这些用韵文写作的哲学家，当其时，他们的身份也还是诗人和哲学家兼而有之。 但是，诗与文的界限其实不好厘定，尤其是以高屋建瓴的哲学视野来审视这个分界。是不是韵文就算诗，散文就算文?或者更进一步，不计韵律，但凡分行来写，即可冠以诗的名号?很显然首先亚里士多德本人就表示反对。《诗学》第9章他判定诗高于历史，更具有“哲学意味”，盖诗的模仿是比照可能性和必然性，在个别当中写出普遍性来。由是观之，以长诗《论自然》蜚声的恩培多克勒，因其作品不涉模仿，还算不上诗。故而，“除了格律，荷马与恩培多克勒的作品实了无相干，所以称荷马是诗人恰如其分，恩培多克勒则与其管他叫诗人，不如称他为自然哲学家”。⑥恩培多克勒肯定不是个案，不说卢克莱修，巴门尼德也写过一部长诗《论自然》，虽然如今仅有残篇存世。可是我们都把柏拉图《巴门尼德篇》中这位少年苏格拉底仰之弥高的哲人看作本体论哲学的祖师，谁关心过他是或不是诗人?再往后看，英国18世纪诗人亚历山大·蒲伯，当年是由他的长诗《批评论》一举奠定了自己的青年诗名。《批评论》明明是诗，而且诗人专门用了韵律最有讲究的英雄双行体，可是他偏偏将此诗冠名为“文”，是为“An Essay on Criticism”，这又该当何伦?《批评论》模仿什么?它是在模仿是时流行的诗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模仿布瓦洛的新古典主义文学观念?这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因为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巴门尼德和恩培多克勒，何曾又不是在模仿是时流行甚或尚未及流行开来的哲学和自然观念?如此来看，亚里士多德以模仿的直达理念的必然性来界定诗学，可以说反倒是坚固了诗唯哲学是瞻的柏拉图传统。诚如蒲伯的《批评论》所示，你说它是诗，它就是诗；你说它是文，它也就是文。诗歌一般长于抒情和叙事，忌讳议论，但是《批评论》这类文献打破了这个忌讳。诗与文的界限，依然还是模糊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