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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学和古典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比照近半个世纪以来很是流行过的一个风尚，即以“诗学”来命名一切想像性和创造性作品的理论探究?如此我们可以说荷马的诗学研究，同样也可以说《红楼梦》的诗学研究?可以在古典诗学里面研究达·芬奇、塞万提斯、弥尔顿和海顿、贝多芬，一样也可以在现代和后现代诗学当中研究尼采、弗洛伊德、索绪尔、勒·柯布西耶、海德格尔、拉康、福柯、德勒兹和德里达?是以我们不但有诗歌和戏剧的诗学，一样也有小说诗学、绘画诗学、音乐诗学、建筑诗学、哲学诗学，以及精神分析的诗学?20世纪“理论”一语大出风头，几乎囊括所有人文话语，在这一段大好时光里，“诗学”似乎也在同步分享“理论”的灿烂光华。可是“理论”好景不长，不过是一转眼之间，从1990年代开始我们就进入了“后理论”时代。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开篇就说： 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经过去。拉康、列维-斯特拉斯、阿尔都塞和福柯的开拓性著作迄今已有数十年过去。同样的是雷蒙·威廉斯、露西·伊莉加瑞、布尔迪厄、克里斯蒂娃、德里达、西苏、哈贝马斯、詹明信和赛义德的褴褛筚路的著述。打那以后问世的文字，鲜有能比肩这些创世父母们者。⑦ 后来呢?后来“理论”的先辈们纷纷辞别了这个世界，罗兰·巴特出车祸，福柯死于艾滋病，阿尔都塞因为杀妻进了精神病院。我们可以套用伊格尔顿的话说，上帝可不是一个“理论”爱好者。但是上帝乐意聆听大卫的《诗篇》和所罗门的《箴言》，他肯定是一个诗歌爱好者。 诗学当年既未似“理论”这般如火如荼几乎燃遍每一个人文领域，它的前景显然也可以继续，甚至进一步看好。这当中的缘由还不全是审美替代政治，仿佛在演绎新的时尚。纵观西方诗学三千年的历史，如果说在19世纪浪漫主义勃兴之前，用艾伯拉姆斯“镜与灯”的譬喻来说，是模仿说雄霸两千余年之后，浪漫主义诗人开始以内心的光芒照亮世界，由此完成从模仿说到表现说的过渡，那么20世纪以降，毋宁说是重新出现复归亚里士多德的趋势。虽然，亚氏的《诗学》随着新译本的不断出现，中译名也新有“诗法”、“诗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诗学这个概念本身，早已不囿于亚里士多德的传统。20世纪以来围绕着诗学，各路理论家和批评家孜孜不倦进行的形而上思考，意味着一种以诗学本身为讨论对象的“元诗学”，也已经在悄悄诞生。 至此，本文所用的“诗学”一语，大致可以定义如下：专门意义上诗学是指诗的理论和批评，广义上它是全部文学理论的同义语。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来看保加利亚裔法国批评家托多罗夫的诗学定义。托多罗夫认同以诗学来泛指文学理论，但是他认为亚氏的《诗学》讨论对象并非后来叫做文学的那东西，所以它不是一本专门的文学理论著作。反之《诗学》探究的是怎样使用语言来进行模仿。故而不奇怪，在简单介绍模仿是为何物之后，《诗学》即着手来描述史诗和戏剧这两种模仿类型的不同属性。概言之，假如我们认可诗为文学之精华这一现代理解，亚氏的《诗学》由是观之就并非专门针对诗的学问而发。那么什么是诗学，或者说，什么是我们可以叫作诗学的那一类文学理论?托多罗夫以阐释和科学为文学研究的两翼：阐释是为作品的类属分析，科学是为作品解释的普遍法则，这样来看诗学，它的定义便可以是： 诗学打破了文学研究如此在阐释和科学之间建立起来的对称关系。同特定作品的阐释相反，它并不追求命名意义，而是旨在了解导致作品诞生的普遍法则。但是又判然不同于精神分析、社会学这类科学，它是在文学自身内部来探究这类法则。故此，诗学是一条既“抽象”又“内在”的文学路径。⑧ 这似乎还是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合二为一的老话。但是托多罗夫反对诗学走纯理论路线，要求任何一种诗学必针对特定的作品而发。就此而言，按照托多罗夫的估计，我们还处在诗学的早期阶段，前面的路还长着呢。 那么，“古典”又当何论?顾名思义，古典就是古代的经典。这说起来也并非望文生义。“古典”一词是对译英语classic，它的拉丁语原型是形容词classicus，出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是时罗马王政时代第六任君主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Servius Tullius)举行古罗马第一次人口普查，令公民各各登记社会身份、家庭财产及收入，由此来确定他们的纳税与兵役能力。图里乌斯将古罗马公民人分五等，classicus即是这五个等级当中最高阶级的称谓。一般认为公元2世纪以著有杂记《阿提卡之夜》而蜚声的罗马作家奥鲁斯·格里乌斯(Aulus Gellius)，是将classicus一语用来形容作家的第一人。迄至此时，classicus一语的释义应是“经典”而不是“古典”，因为它所描述的是共时态而非历时态的对象。事实上两个世纪之前，当西塞罗将该词的名词形式classis从图利乌斯的政治与军事语境中移出，转用来修饰哲学家的时候，所瞩目的也还不是古典，而是经典。 “古典”一语开始变得名副其实起来，应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是诗和诗学的时代。从但丁到莎士比亚，诗享有如此崇高而又普及的殊荣，可以说是既无前例，也没有后继。从其发生背景上看，它得益于古代诗家作品的复兴，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以及西塞罗和昆提里安的修辞学著作。诗学在中世纪隶属修辞学与文法，这两门脱胎于“自由七艺”的人文学科，终而酝酿成人文精神的培训，要求学生能读会写，着重训练学生翻译和深入阐释古代经典的能力。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古典文献中的人文主义从文本到课堂、从课堂到人生、从人生到社会普及开来。其最重要的核心，是培养学生做一个正直的人。这就是12世纪以来欧洲从同业行会发展出来的大学的精神。 就复兴古代的荣光而言，文艺复兴重新发现的古代作家和作品，不但数量上远较中世纪为多，而且在观念、文体、体裁、题材等等方面，也都展现出崭新的气象。这个气象首先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大都用拉丁文写作，事实上，以西塞罗为代表的大量罗马典籍的重新发现和流行，让14世纪以降的欧洲人看到了纯粹的、典雅的拉丁文，与之比较，中世纪的典籍，被认为是蹩脚的、不纯的拉丁文。希腊哲学文本的重新发现，则让人读到了第一手的希腊典籍的原貌，而在中世纪，学者所见每每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片段。所以不奇怪，古典同诗学结盟，文艺复兴是适当其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