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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20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注意对西方人文词语的梳理。它已经成为学界基础性的工作。西方哲学理论与审美意识充满各类互为矛盾的表述，讨论起来是大难之事。近来看杨慧林主编的“人文学科关键词研究”丛书，凡十册，涉及“意义”、“倾听”、“行动”、“礼物”、“身体”、“书写”、“焦虑”、“道说”、“法则”、“动物”等。这是当代神学的公共问题的一部分，话题背后的内容恰好可与今天的人文困境对话。丛书的作者在视角上有很大的差异性，有趣的是，词语内在性的复杂隐喻，在这里得到了一种中国式的表述。 中国学者关注西方的艺术理论，从来都与自我的文化定位和追问有关。但所遇到的疑惑是，词语涉及的隐含在不同语境里的色调是不同的。比如“价值”和“意义”这类词语，在知识的层面和信仰的层面所带的意味往往迥异。而跨语境来理解这些词语，自然要生出歧义。尼·别尔嘉耶夫研究概念的时候，就不喜欢从知识意义上为之，因为它把精神的形而上的含量降低了。在词语的跨语境传播问题上，海德格尔的担忧不无道理，以为概念具有不可译性。西方学者的复杂的体味其实已经道出东方人的尴尬，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韩国，东亚人真的能够领会西方思想的本义么？我从百年中国的文论对西方观念借用的历史里，看到了互为理解的难处。 对于中国学界来说，理解西方概念的困难之一，是汉语书写与西方语境对接之点的无法确定。张承志就曾感叹，“美文不可译”，意指经典作品的翻译的艰辛。这种感叹在几代翻译家那里一直没有中断，相关的话题已延伸到许多学科里。东方人能够真切地理解西方经典的本意么？法国学者皮埃尔·奥本克在《存在的偏离与庇护》里谈到海德格尔与一位日本学者的对话，这段描述意味深长：“远东民族对欧洲思想体系的追赶”是否“真的必要和正当”？德语是否存在一种转换的可能性，即从一种结构顺利转换到另一种结构①？海德格尔的思路至少昭示了如下的隐含意思：文学译介的困难常常在于，我们所使用的词语，与所面对的对象有概念的距离，要达到同构性是极为不易的。晚清以后，西学传来，译者对西方文献的理解所表现的词语的不确定性，一度困惑了诸多学子，那结果也是大道多歧，给国人带来的不同思想的路向。表达与被表达，生成与被生成，从来都像放出的风筝，不知道要飘向何方。 对西方文献的认知过程所带来的困境，引起过许多人的警觉。鲁迅就在欧美留学归来的学子的文本里看到话语的悖谬，如今想来已成思想史的趣话。当那些自以为掌握真理的青年由批判的武器转换到对武器的批判的时候，鲁迅看到了词语与现实所指的距离。如今的知识界已经意识到我们译介工作的盲点，开始注意对词语的系统整理。从词语的本义与延伸意义考虑思想史的脉络已是大家的共识。这期间许多误解与错译被纠正，但是否还原了那些西方经典的生成过程还是一个疑问。因为在深入凝视西方思想的词语时，也可以感受到域外词语自身的分裂性。 理解西方文献，我们不能够绕过基督教的传统，从这个层面思考词语的本质，思考的维度才可能丰富起来。杨慧林多年来从事基督教与文学的研究，他领衔主编的这套丛书的兴奋点在于，词语本身的意义与那特定意义在世俗社会不可避免遭遇到瓦解，许多宗教思想在变异中走向了绝境。而绝境的出现也伴随着新思想的产生，原先的概念也因之而发生了改变。当代西方哲学词语游走在神学与非神学之间，借用并重新解释基督教遗产则诞生了另类的思想。梳理这些词语，杨慧林称其看到了积极意义上的“终结”，不仅仅是摸索到其“终结”的逻辑的线索，而是在没有意义的地方建立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