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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对词语以及词语背后意义的思考的方式，已经不再是“五四”后纠缠的“信达雅”的简单论辩，而是语言哲学中核心的难点。这里关于存在与语言关系的审视，把思想史与学术史的根本问题昭示了出来。神学的发展是波浪形的，但它只是变化而没有消失。这起起落落之间，恰可见到知识阶层精神的轨迹。 从神学的角度瞭望当代人文学术的意义，在杨慧林看来不能不注意“名词的动词性与动词的交互性”②，其中从“差异”到“他者”的神学读解，就有了以“非神学的论题表达神学的可能”③。同样，文学研究的方法，有时会借鉴参照非文学的理念，这使词语的凝固化的窘境得以舒缓，思想何为才具有可能。 斯宾诺莎认为任何规定都是否定，这意味着词语自身的限度。海德格尔从这里看到词语牵连的概念的不确定性，他认为“虽然我们总是理解现象存在这样的东西，但是却缺少关于存在的真正的概念”④。这道出了现代哲学必须面对的问题，即我们怎样摆脱词语给我们带来的幻象？直到当代，福柯、德里达的思想表达也不得不被此缠绕。在西方，这涉及神学的遗产，而中国学者要真正理解这些遗产，需要避开前摄抑制，进入纯粹的精神静观是不得不进行的选择。 我注意到“人文学科关键词研究”丛书对基督教文化余荫下的各类遗产的态度。这里涉及西方人对神学与文学的复杂审视的历史以及汉语语境的基督教诠释。杨慧林对齐泽克的读解尤为深切。齐泽克的反向神学与文学研究是借助世俗经验建构“新的神学”。他看到了旧的思想的表达出现了问题，便以“反向阅读”与“审美延宕”，对有限性开始突围⑤。词语也是一个牢笼，我们只有在非正宗的表达里才可以挣脱囚禁的苦楚，而意义可能就在这种思想的放逐之中。 思考西方的人文传统下的“意义”，我们遭遇到不同思想者的诘问。大多的思想者对“意义”的理解都在差异中显现，我们看到了表达的无限可能性。尼采、克尔凯郭尔、福柯、德里达对欧洲信仰的描述如此不同。耿幼壮、夏可君、汪海、张旭、葛体标、王涛、杨钧、芮欣、赵倞诸人都意识到此点，在这套丛书里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词语是在不同族群与不同地域间以特别的隐含而存在的。每一种表达都有自己的限度。但这恰是表达的价值，因为存在限度，表达的重复性才有了自身的合理性。 西方许多经典文献的概念与词语的表述，在今天的不同学人的复述与阐释里都发生了变化。像“倾听”、“焦虑”、“行动”、“身体”等词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蕴。意义的出现是通过对话、倾听、赠予乃至行动得以实现的。这里涉及身体的体验和精神的凝视，这套丛书对此进行了集中的描述。我注意到耿幼壮的《倾听——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感知范式》一书对杨慧林思想的呼应，他在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阿冈本、巴丢、齐泽克的著述里，寻找到在倾听中所形成的新的意象与思想。和杨慧林一样，他在阐释西方词语的内涵的时候，也不断强调语言的限度。“面对耶和华，语言甚至也成了认识和交流的障碍。”⑥语言可以看，也可以聆听，但现代以来，看与聆听，都成了问题。耿幼壮在书中集中讨论倾听的价值。尼采认为，现代人已经失去倾听的能力，唤回那种感觉显得异常的重要。但尼采的特别性在于，他所说的“倾听”，不是俗音，也非喧嚷的旋律，用耿幼壮的话说，要欣赏的恰是没有被注意的“存在的寂静之音”⑦，也即鲁迅所说的无词的言语。意义也确实就在那无词的表达里，或者说是在没有音乐的音乐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