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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话之外，行动本身也是意义的一种延伸。汪海在《行动——从身体的实践到文学的无为》一书的写作中，发现了词语内蕴现实化的可能。言语是一种行动，他引用利科的观点说，话语的意义“既不像浪漫主义诠释学传统认为的，完全由言说者的意图所决定，也并非结构主义所主张的，由言语本身的意思所确定，而是二者的互动”(13)。这个思路表明，意义本身不是静观里的玄想，应当和人的现实选择相关联。汪海从政治行动、言语行动、文本行动与文学行动里，发现行动对精神盲区的填补。法国学者巴丢认为20世纪的“行动至上”，在艺术领域带来一种新意(14)，其实都为我们理解西方精神史的变迁提供了诸多线索。作者注意到奥斯丁在谈到行动中的言语时，把其分为三个层次：言内(locutional)、言外(illocutional)与言后行动(perlocutional)(15)，这三个层面给我们带来的启发显而易见。我们对照20世纪知识分子的诸种选择，会发现艺术运动与社会革命的深度联系。行动着的知识阶级，以殉道式的选择写下的诗篇，不亚于象牙塔文人的滚烫的文字。 从沉思到行动，人类精神活动的完整性才能够呈现出来。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实践在改变人们的观念。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发现了西方神学词语、文学词语与社会运动之间的逻辑链条。而中国百年的文化经验也反过来可以提供理解西方词语的一个视角。 我在杨慧林诸人的研究里，发现了现当代文学研究可以借鉴的资源，即我们如何理解“五四”以来白话文的产生与发展。这种新语言在基本形态上并不在基督教文化的秩序里，但其转换性的革命价值也有康德哲学的延续是毋庸置疑的。“五四”那代人看到了古文的有限性，而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却没有意识到白话文表达的自身限度。倒是鲁迅不断在质疑里，使汉语从士大夫的窠臼里解放出来，以有限性去面对残缺与灰暗的存在。在这种对话里，才使汉语有了通往陌生之径的可能。 鲁迅在《野草》里引用过《马可福音》的片段，描述了耶稣受难的故事。他对耶稣的理解更多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不过他与耶稣的相同点在于，都试图在宣布毁灭之后，才能够欣然大笑。卡尔·雅斯贝尔斯认为，耶稣以世界末日的降临来表明天国的意义，“在恐惧里又交织着欣喜之情”(16)。而鲁迅则希望自己像野草一样在燃烧里通过痛感获得“在无所希望中得救”。走向虚无与毁灭才有新生的可能，这是鲁迅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一丝联系。这种在自我否定之中而建立意义的可能性，在他的词语表达里是很有分量的。 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喜欢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与神学，原因是我们的文学变化过程存在着借鉴西方现代性因素的历史。但是中国的作家对意义的寻找多是在一元论的框架下进行的。胡适的自由理念与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倾向，都缺乏自身的造血功能。他们把思想引进了教条，使意义最终失去意义。鲁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时候，不是从信仰的层面为之的，相反，是带着受挫的感受与之对话。他从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托洛茨基、列宁那里看到了对同一概念表达的差异性，并且意识到他们都在一个摸索的过程里，而他自己对非马克思主义者比如“同路人”的关注，其实也是思考自己这样的有痼疾的旧文人走向新生的可能。不妨说，鲁迅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外言说马克思主义，因此，就比那些自认是马克思主义的周扬、成仿吾等人，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精神。当译介者不是以“信”的方式而是“疑”的态度面对文本的时候，我们可能获得一种凝视的自由性。而这时候，对话才有了实质的内容。 别尔嘉耶夫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时候，发现俄罗斯的左派们在颠倒思想的真实。在他看来，词语仅仅在“关于存在”的层面展示内蕴的时候，结果是歧义的。而当它呈现的是存在本身时，意义才可能被彰显出来。词语应当是存在本身的表述而非“关于存在”。这一点，他从尼采的思想里得到启示(17)，看到了词语给人们带来了诸多的混乱。而要改变这些，就必须使意识的结构发生变化。在他看来，俄罗斯的左派已经不能召唤出意义的本真。因为他们只会描述“关于存在”，而这个时候，人自身的潜能被无限地抑制了，自己不再是存活的主体，乃是依附于外在者的可怜物，存在也就失去意义了。 中国的左派在20世纪曾经走过别尔嘉耶夫所说的道路，即只知道跟随列宁、斯大林的思路言说马克思主义，而非原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的表达是卢那察尔斯基式的，而非德国马克思主义式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甚多，中国只介绍了寥寥几种，以致人们无法辨别其中的真伪。在信仰中建立的知识，和在知识中走进信仰，是如此不同。 阅读百年来知识界对西方资源的梳理历史，学界终于意识到他者的语言与我们的母语一样，多有着不可确定的变异性，都面临一种“寻求和赢回”。用罗素的话说：“语言的功用不仅是表达思想，它还使一些没有语言就不能存在的思想成为可能。”(18)从鲁迅以至当下的知识界，我们已积累了诸多的经验。但是这些经验还在象牙塔的层面居多。意义的表达有时候不仅仅在思辨的层面，还在行动的层面。鲁迅迷人的地方不仅仅在于他的思的深度，还在于他是行动的革命者。所以意义的表达既是词语性的呈现过程，也是生命的燃烧过程。意义存在于交流、表达、法则、行动诸方面，但是只有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不能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开始做些什么。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路，倒可以抵达新途。从这个层面上说，没有意义，就获得了意义，也就如诗人策兰所云走向“神圣的无意义”(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