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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这个话题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挑战。这些西哲之所以让我们念念不忘，乃因为他们撕裂了世俗社会与精英群落的话语逻辑，以特殊的思路把走进绝境的思想引向新途，使我们重新获得思的能力。耿幼壮和杨慧林都注意到海德格尔思想对意义的意义。因为他意识到语言的表达出现了问题，“不是人规定着语言，相反，人的构成是由语言规定的”⑧。而这种宿命，注定让我们不得不换一种方式面对存在与时间。“语言作为寂静之音说话”⑨，也恰恰迫使我们在倾听中才能接近那个看不见的意义。海德格尔的“沉默、无声、隔音”⑩的感受，是对以往的确切性话语的颠覆，在无效性的词语里，“意义”没有意义。而那些沉默之声对于我们而言，才会有另一种体会，我们由此进入瞭望本质的可能性。 当寻找意义者发现自己不在意义之中，或者远离意义的时候，我们表达中不可能不面对焦虑的感觉。只有个体的生命感受才能进入认知的真实性的通道，而普遍性的语言已经被污染，表达的不是鲜活的生命所需要的存在。克尔凯郭尔就感受到普遍的声音的无价值性，到海德格尔那里，这种感受被扩大，意义的存在被置放到我们不熟悉的表达之中。而那表达是真实的、个体的，与外在生硬的、被熟知化的语言已经没有对应的关联。 为什么我们对意义有如此不同的理解力？那原因在于我们的思的维度差异么？夏可君在《身体——从感发性、生命技术到元素性》一书里对此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和杨慧林、耿幼壮都喜欢在海德格尔以来的传统寻找参照。在夏可君看来，海德格尔之后的许多思想者的特别性在于，在语言的缝隙里发现身体的感受力对词语的影响。但是我们在接受这些思想的时候，不自觉地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对他者的认识与域外的观念难免出现差错。这使我想起“五四”后许多学者对西方学术术语的理解，和其本义多少存在不同。胡适之于杜威，陈独秀之于列宁，鲁迅之于托洛茨基都是。他们接受了域外的思想，但多基于本土理念的理解。比如胡适对杜威的叙述就带有乾嘉学派的血脉，陈独秀同情列宁可能与法家的理念有关。 这是古已有之的事情。中国文献传入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形。我们深究这些，能够看到外来文化译介中所产生的异质性。杨慧林这样阐释他的看法： 基督教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信仰，但它的经典从来不是用耶稣的母语写成，“我们所拥有的耶稣之言，都只是译文”。由此而论，神学意义上的“语言的间性”，其实也是任何语言与“意义本身”之间的绝对差异。(11)这种差异性，也就意味着词语表达的有限性，即我们的一切言说都不可能直抵现象的本质，只是无限接近或者越来越远。即便是认同，也存在着“异质性”(12)，这时候，对话就显得意味深长，我们既要聆听上苍的声音，也要聆听他者的声音，甚至我们自己内心被压抑的声音。这时候我们才能够在对话里，把自己脱离到话语之外，以非认同的姿态，重新审视曾经熟悉的存在。当我们置身于外却又在其中的时候，对话的意义才有可能。 意义在于对话，这是有趣的。夏可君从西方与东方的不同对话里，发现了鲁迅写作的价值。因为在对存在与意义的解释中，鲁迅可能最接近海德格尔和卡夫卡。他从《野草》的读解里发现鲁迅对词语的颠覆，那些空无、死灭的存在把思想从时俗中拯救出来，人的自身的意义就从中脱身而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