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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但是在今天，美学的乌托邦精神已彻底的丢弃了。这意味着美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即美学在社会事物中的位置已发生根本的改变。那么，美学的乌托邦精神是如何丢失的？当乌托邦已经被丢失，美学与现实的传统关系已全面颠覆之后，美学还能否成其为美学？ 美学的乌托邦精神是如何丢失的呢？对此，西方人已有较丰富的论述。归纳起来，大致可以用“距离的消失”来表述。“距离”似乎是指一种空间式的逻辑关系，它的精确含义是指美学作为学科、艺术作为审美而对现实和精神超越性程度。正如詹姆逊所指出的，“以前有关文化空间、功能和领域的讨论（最著名的是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经典论文《文化的肯定性》），一直是坚持研究在另一种语言中称之为文化领域的‘半自律’：其幽灵似的、但也是乌托邦式的存在，无论是好是坏，都凌驾于现存的实践世界之上。”这种“半自律”状态产生了许多一直以来我们十分珍视的概念，“不管这些概念曾经如何有所区别——从否定、对立、颠覆的口号到批评和反思——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上是空间的先决条件，这一先决条件同样在享誉已久的‘批评距离’这个口号中可能继续下去。”甚至“今天的左派文化政治理论，如果缺乏某种即使是最小的美学距离的概念，如果不可能具有将文化行为置于资本主义这个巨大的存在之外（以此作为阿基米德点，向资本主义发动进攻）的概念，那它就不可能起任何作用”（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见《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在现代西学的学科建制中，美学是最有距离的，因为它研究的对象是审美，是一片与现实功利活动严格区别开来的纯粹的精神情感活动领域。但是： 总的说来，距离（包括特殊的“批评距离”）在后现代主义新空间中已经取消。我们被淹没在这个业已充满的容器中，甚至连我们的后现代躯体也丧失了空间坐标，实际上（更不用说理论上）不可能保持距离。同时，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多国资本巨大的新扩张最后完成了对前资本主义飞地（自然和无意识）的渗透和殖民化。这些飞地曾为批评的有效性提供了治外法权的和阿基米德的立足点。……不仅是文化抵抗和游击战这些迅速和局部的反文化形式，而且象《冲突》这样公开的政治干涉，都被一个系统秘密地解除了武装和吞并吸收。完全可以认为他们也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已没法与它保持距离。（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见《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206页。） 对多国化资本主义时代或所谓消费社会时代的这种文化与现实之间距离消失的特征，波德里亚更准确地称之为“先验性的终结”。他指出，在这样一个时代，“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如今不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至个体的幻象和冲动。一切都由这一逻辑决定着，这不仅在于一切功能、一切需求都被具体化、被操纵为利益的话语，而且在于一个更为深刻的方面，即一切都被戏剧化了，也就是说，被展现、挑动、被编排为形象、符号和可消费的范型。”“消费并不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而是享乐主义的，逆退的。它的过程不再是劳动和超越的过程，而是吸收符号及被符号吸收的过程。”“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它的特征表现为先验性的终结。”（注：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页。）波德里亚敏锐地看到，先验性终结的逻辑根源在于精神与现实、存在与影像、灵魂与肉体、文化与实践世界之间二元建构的解体。在商品逻辑的爆炸性扩张下，“在当代秩序中不再存在使人可以遭遇自己或好或坏影像的镜子或镜面，存在的只是玻璃橱窗——消费的几何场所，在那里个体不再反思自己，而是沉浸到对不断增多的物品／符号的凝视中去，沉浸到社会地位能指秩序中去等等。在那里他不再反思自己、他沉浸其中并在其中被取消。”（注：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页。）由于没有二元建构，因此也不存在本来意义上的“同一”、“同一主体”和“同一之相异性”，当然也不存在本来意义上的异化。“消费游戏渐渐地取代了同一性的悲剧。”（注：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