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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沃尔什在一篇重要的文章里，主张废黜非角色叙述者：要么是叙述者与角色视为同一，例如马娄或马塞尔；要么我们不需要这部小说。(34)当然，这一论点尚存争议，先前就已经在语言学领域掀起波澜，例如安·邦菲尔德就争论过该问题，此处限于篇幅和专业知识我不再探讨。②沃尔什认为我们不需要假定一个叙述者来说明全知的情形，因为问题不在于某人无论如何能够知道某事。我认为，我们可以尝试其他的选择，如心灵感应传输、案例实况报道或其他类似的手段等，这样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想象的细节去关注其艺术性，而不是把小说仅仅变成被某人讲述的故事。 西摩·查特曼曾经探讨过异故事叙事(heterodiegelic)、外故事叙事(extradiegetic narration)与热奈特所谓的零聚焦叙事(zero focalization)不应引起叙述者想象的可能性，但在《走向术语》一书中他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显然，在叙事中介的意义上，每段叙事都有一个叙述者，但是这个叙事中介可以是非人类，只是一些符号的呈现者，正如同电影可以呈现一个非人类叙述者的叙事一样。(36)因此，《我弥留之际》不是含有一个全知叙述者，而仅仅是一个记录器，一个符号的呈现者，一个传达装置。这种阐释比假定预设一个对被呈现信息无所不知的知情人要令人满意得多。 (3)第三种引发全知归属效果的情形是所谓的“作者型叙事”：叙述者明确把他或她自己标榜为作者、造型者，即使不完全是故事的缔造者。这些叙述者，如狄德罗《宿命论者雅克》的叙述者，往往炫耀他们能决定故事情节发展的权力： 你瞧，读者，我完全按照我的想法，是否让你们为雅克的爱情故事等待一年、两年还是三年，借助让他离开他的主人以及让他们每个人经历变迁，这些完全取决于我的个人喜好。什么会阻止我嫁出主人，使他成为戴绿帽的？把雅克运送去岛上么？(37) 菲尔丁在《汤姆·琼斯》里的叙述者结合了撰史家(histor)、吟游诗人和缔造者的角色，例如当他惊讶于他怎样把汤姆·琼斯从监狱里解救出来而不违反发生可能性这一现代标准的时候。(38)苏珊·兰瑟对作者型叙事形式的探讨，强调了权威的建立与通过构建独特声音的干预、离题、评价来凸显作者的存在这两者之间的折中与权衡。(39)可以想象，这种作者存在越突出，“全知”的效果就越淡化。这是一个复杂的论题；作者型叙事涵盖了相当多的可能性，需要仔细去甄别，而我要考察的只是，虽然有人会认为大张旗鼓地炫耀决定故事发展进程的权力可能与故事的“真实”成反比，就好像这件事已经发生过一样，事实上，叙述者在突显自己能决定事情走向的同时，却会暗示故事外观的独立性。例如，对未来自作主张的叙述者会表明他们对某些情形的忽视；让叙述者不仅仅是一个角色，这在一个方面有助于保持在另一个方面正被削弱的现实主义的幻象。无论如何，对忽视的声明、对万能偶尔的炫耀以及这种模式的自我意识和娱乐性(playfulness)，表明了全知不是描述这类叙事的好标签。 (4)那么，剩下的就是全知的领域了？最后，可以说明全知概念的最好情形的例子是19世纪的小说，从乔治·艾略特到安东尼·特罗洛普，这些外叙事—异故事叙述者(extradiegetic－heterodiegetic narrators)把自己描述成撰史家：权威的代言人，审慎地筛选和呈现信息，知道所有角色内心最深处的秘密，揭露角色们要隐藏的信息，提供有关人类弱点明智的反思。但即便此处全知的概念似乎非常合适，它是否真的有助于阐明风险和效果仍旧不明朗。乔治·艾略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开篇便以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中异常罕见的方式描述了一个名叫多萝西亚·布鲁克的女主人公： 布鲁克小姐那种美，似乎由于她身上破旧的衣着而被衬托得更加鲜明。她的手和手腕如此纤细，以致她穿袖子的裸露风度一点不逊于出现于意大利油画家笔下神圣的圣母；她面部的轮廓、身形以及举止似乎因她简单朴素的衣物而显出尊严和高贵的气质。今天报纸上登载的一则新闻中，与乡下气的风格相比，她的衣着让人觉得仿佛她是出自《圣经》的美好人物形象，或是我们古代诗人笔下的美人。大家常说她格外聪明伶俐，但是大家也总不忘说她妹妹希莉亚更加理智。(40) 这个开头诉诸社会标准(“那种美”、“出自《圣经》的美好人物形象”)以及假定共享的文化知识(“意大利油画家”、“古代诗人”)。它显示出一种关注——一个人怎么出现，别人怎么看待他——似乎没有和现实存在形成对比。类似“今天报纸”的引用，表明对于社会感知和效果的兴趣——我们在社会上如何看待彼此。 “我们这些落伍的历史学家”，不同于菲尔丁作品中叙事模式，《米德尔马契》中的叙述者宣称：“在他的范例之后就不必徘徊犹豫了……我至少在阐明某些人物命运以及留心他们是如何被塑造和被交织在一起的方面如此费尽心机，以至于能控制的所有灯光必须集中于这一特定网络，而非分散于称之为世界的、诱人的关联范围。”(41)阐明和考察不是全知者的举动，而是会进行调查和广泛勘测的历史学家的行事风范。这些叙事者往往深思熟虑，在审慎的思考中，把智慧的散珠串联起来，然而一位全知的上帝根本不必去思考：他或她定能熟知一切。另一方面，那些反思，体现了对所作所为被报告的角色进行观察而得出的智慧，自身并不一定正确无误，因为如果是由全知者提出的，它们才是正确的，恰恰相反，它们是以一种说服的方式，为着我们的思考和赞同而提出的。最后，像许多批评家认为的，这些小说不是毫无根据，或从神学权威的立场体现对大干世界的判断，而是类似社会共识的实例化(instantiation)。J. 希利斯·米勒和贝奇·爱曼斯认为，19世纪小说中经常谓之全知叙述的，实际上是个误称，其实倒不如说是一个集体主体的声音。爱曼斯曾把“叙事者称为‘无名小卒(nobody)’”，一个叙事案例，一个“集体行为的结果，一种共识的具象化，等等。总之，就是，叙事者作为个体已经模糊不可辨认”。存在一个恒定世界的惯例“意味着，意识在个体之间总是潜在地可以互相替换，因为是关乎相同对象的意识”(42)。希利斯·米勒提到，术语“全知叙述者趋向于遮蔽维多利亚时代小说里叙述声音的清晰理解”。叙述者们想要拥有一个普遍的存在，而不是非凡的想象力，写作就是认同一个社会的普遍意识，一种集体意志。(43)爱曼斯认为，把叙述者从有限视角解放出来的，“不是把作者个性化为上帝替身的全知，而是叙事共识的无限延伸”(44)。 对这些长篇小说宏大语库的意见，我感觉自己没有能力去评估。哈里·肖认为，相对于全知的归属，这些小说的修辞有赖于我们的思维：我们正在被一个叙述者以人类的思维模式来对待。(45)我当然承认对于共识观点的怀疑，更被理查德·麦克斯韦尔《狄更斯的全知》书中的观点所吸引，即：看似是全知的，不是超常的想象力，而更像是一个精明的经营者的作品，他四处走动因而知道众多，能洞悉每一个角色的所想所思，所言所行。当然，这里面有积累，但不是全知的综合。顷刻间把握城市的能力罕能企及。(46)正是由于现实主义传统里的这些问鼎之作对后世影响深远，从而衍生了最适合阐释全知的情形，但我希望它不要成功。 总之，我的观点是，四种迥异的现象：叙事权威传统的确立，内在思想的富有想象力的或心灵感应的转译，反复凸显娱乐性和自我指涉的创造性活动以及在不同视野增殖和捋清人类纷繁事物之中渐生的智慧，这些是引起全知归属、假定全知叙述者的原因，因此，它们不但混淆了这些做法的特征或区别，而且一再模糊它们，以致我们无法知道它们的真实情况。 近年来，全知叙事经常受到批评，它作为全局性的纪律和掌控的文学中介，与叙述监管执行力相关，这样，就把叙事小说从固有的对话主义转向可疑的独白主义。(47)然而事实上，我认为，正是全知叙事的观念而非形形色色的名称所示的实践，使我们感到忧郁、愤慨非常。我们的习惯一借助意识到的个体来源，采用奇异的细节和叙述行为，当人的意识无法胜任那个角色时，就想象一个准神学的全知意识——产生了此时令我们感到烦恼的全知幻想。由于这个幻想同时也模糊了导致我们假定它的叙述效果，而让我们烦恼不已，所以，我们必须摒弃这个于我们或叙事无益的批评术语。是该去除偏见、探索与这种奇特的文学效果更为契合的新术语的时候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