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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超人类的认知都蕴涵着完全的全知，如果我们持有这种观点会怎样？但斯坦伯格后来的观点是对的：希腊众神展示出各种特殊知识；人们不会认为他们真的知道一切却不愿意揭示或采取行动。也许只要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中对全知的概念彻底决裂，叙事学就应号召希腊众神化身显现无数种隐秘的认知来印证叙述文本所展现的认知。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只是用一种神殿替代另一种神殿，而应该另辟蹊径：通过询问人们借助暧昧的全知概念想要描述的结果是什么以及使用“全知”在这些案例中是否合适或有用。这里有四种值得注意的重要现象：(1)看似将描述变为现实的各种叙事声明的表述性语言权威；(2)报告内心最深处的所知所感，诸如此类之物，人类仅凭观察往往难以企及；(3)作者型叙事，叙述者炫耀他或她的决定事态发展的、如神一般的能力以及最后一种；(4)现实主义传统中高瞻远瞩的客观叙事。下面我依次分述之。 (1)有益于全知归属的一个情形是不容置疑的叙述声明。“爱玛·伍德豪斯小姐，美丽、聪明、富有，拥有一个舒适的家和快乐的性情，似乎集上苍最美好的恩赐于一身；在几乎没有任何不幸或烦恼的世界里生活了将近21年。”(18)批评家们倾向于认为叙述者对以上文中所述的内容完全知晓。所以我们不能质疑它们，如果辩称可能爱玛其实已经年老而且一点也不美丽，我们会以为自己正在讨论特别的、超凡的认知。但事实上，它并非认知的问题。这点放在朋友身上可以说得通——这是可以允许的一种泛化——但在小说里，这种声明具有不同的地位：我们习惯上把陈述当作事实，认定其为既定的叙述世界。 在这点上，叙事小说跟非虚构叙事迥然不同。文学的基本惯例是，非角色叙述的句子是真实的，而在非虚构叙事中却完全相反，类似的陈述会有不同的情形。仔细思忖这段话：“他现在觊觎的工作是海军部长，1942年10月时，时任该岗的弗兰克·诺克斯，离开华盛顿代表总统视察旅行，约翰逊伙同沃尔特·温切尔、德鲁·皮尔森以及其他专栏作家们一起散播着诺克斯打算辞职而约翰逊自己正排队候职的谣言。”(19) 在一篇小说里，这仅是一个关于角色行为的陈述，我们会当作是预设的和真实的，而叙述者是如何确切地知道这点则不会呈现出来(除非叙述者就是角色之一)。这不是一个全知的问题，而是小说的创作惯例。在罗伯特·卡洛对林登·约翰逊所写的传记中，这样的表述具有不同的效果：我们会怀疑作者卡洛是如何确切地得知此事，那些谣言来源于约翰逊自己这点是否属实。“在特别文学化的叙事里”，然而，正如菲利克斯·马丁内兹－伯纳蒂所写，“基于叙述者模仿话语的真实是最大的，是绝对的”(20)(当质疑产生，叙述者变身为角色之一时，我们则须对其不同说法进行考量评价——这说明了假定真实性制定力量)。异故事叙述者(heterodiegetic narrator)话语的实质，用康德的术语来说，是理解或体验文学叙事的先验原则。马丁内兹－伯纳蒂所谓的“对叙述者模仿陈述绝对真实的反讽性接受”是文学作品成为可能的一个条件。(21)第一人称叙事的情况则不同：文中读者定会怀疑叙述者是否在讲述事实，除了所谓的第三人称叙事会有全知归属的情形出现，叙事“模仿话语”的真实性是虚构小说的惯例。 但小说中所有叙事的认定不都得益于此惯例，因为如果叙述者的确是全知的，叙述就必定是真实的。马丁内兹－伯纳蒂把模仿话语或叙述者语句的模仿内容与非叙述或描写的确认区分开来。这些确认包括泛化推论、格言警句、观点主张、道德观念等。按惯例，它们不被当作小说世界的构成部分，并且可以得到读者不同程度的认可和接受。因此，在小说《爱玛》中，当伊莎贝拉拒绝父亲要她与他一同呆在海伯利的强烈愿望而是打算和丈夫一起返回伦敦时，我们被告知，伍德豪斯先生“不得不眼睁睁看着整个晚会开始，然后重回到他对可怜的伊莎贝拉的命运的哀伤之中——那可怜的伊莎贝拉，和她宠爱的那些人过着日子，满眼是他们的优点，看不到他们的缺点，总是漫无目的地忙碌，她可能已经成为一个幸福女人的典型”(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