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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何不说所有叙述者都是全知，其中有些人只是有选择性地从各种有限视角讲述故事而已？斯坦伯格似乎自己没有明述如此，但是他倡导的全知模式和对所知与所讲的区分却对此大开方便之门。举例来说，比如一位全知的坚定支持者，芭芭拉·奥尔森认为，海明威的《杀手》(该小说经常被引证为有限的、镜头式叙述的典范)中有一位全知叙述者，他“确实让自己最大程度的沉默标榜了海明威式全知叙述者的特色”(13)。这位叙述者能够倾尽一切，但他对自己不愿透露的信息只字不提。她援引斯坦伯格的观点来驳斥“叙述者没有说的就是他不知道的或无法知道的”这一观点，认为这种假定“完全是常识性的毗误”。一位批评家曾评述道，叙述者直到无意中听到时，才知道杀手们的名字。“她不明白”，奥尔森却分辩说，“这位叙述者仅仅延缓了暴露杀手名字的时间；他想让我们与其他角色一道感受当邪恶逼近时那种奇怪的莫可名状和无处不在……他很清楚，‘艾尔’和‘马克斯’仅仅只是这些入侵者的化名而已”(14)。奥尔森承认，叙述者使用“黑鬼”字眼的事实，“乍看似乎意在表明人类辨识能力的局限性”。但她辩称，这“也许就是叙述者的暗示方式，即命名方式和其他强制性处理都会在瞬间透过山姆自己的眼睛，把他降格至该字眼所显示的有辱人格的地步”(15)。 这个例子虽然极端，但我认为它能完美地说明全知叙述者的观念所带来的问题：因为全知被非常合乎逻辑地说成是不可分的，甚至关于罕常认知最细微的迹象，也会引发叙述者熟知一切的想法，于是，这位批评家(指芭芭拉)发现她自己不得不澄清为何全知叙述者拒绝告诉我们他或她必定知道的所有相关信息——包括真实姓名以及艾尔和马克斯过去的一切。猜想这种“拒绝”背后的动机会衍生一些奇怪的曲解，因为这样的选择完全可以被合理地解释为作者出于艺术考虑所作出的处理。这些处理是关于如何去编撰文本，而非选择哪种已有知识去关联小说。显然，作者可以选择包含关于艾尔和马克斯的更多信息而非镜头式的处理方式去达到让这故事名声远扬的文学效果。不是海明威决定是否创造艾尔和马克斯的过去，而是假定的全知给我们一个这样的脚本：虚构叙述者知道他俩的一切，并决定着是否揭示其过去。艺术家的选择变成了虚构叙述者的决定，这样一来，就模糊和淡化了作家的自主创作能力。 奥尔森认为所有叙述者都是全知的，但是他们对各自的所知却保持着各种缄默。如果我们反对这种观点，则可能落入以斯坦伯格为代表的更为常见的模式。也许我们得揣思一下，为何仅有两种可能的认知状况：要么是凡人的有限认知，要么是全知？为何没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种呢？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像其他理论家一样，斯坦伯格假设叙述者是人，而人仅有两种可能的模式：凡人和神人。叙述者或具有人类的特征，或是神学上的全知。他写道：“这样的叙述者不是虚构的中介，他或可依照只有其超人属性才能真正拥有的高级特质，稳当地坐拥全知诸神的无误意识。”(16) 把凡人允许的认知当作神的无误意识，这个唯一他选的假设命题，是把神的全知看作了被赋予的和已知的东西。但由于我们仅凭传闻和推测来继续，而没有“诸神”(这是希伯来圣经的忠实分析者使用的奇怪的表达)的可靠认知，并且，由于是我们假定神会有哪些所知，因此我们可以想象高级认知的众多形式：从准确预报天气的能力到知晓动物想法的能力，到针对年老体弱者的心灵交互感应能力。人们可以知道别人过去所有的行为，但无法知道他现时的思想；人们可以依据过去推测未来或仅仅推测未来。为何不假设某个叙述者能够可靠地描述男人的而非女人的思想呢？我们也可以设想各式各样的记录或传达工具，从照相机镜头到磁带录音机到萨尔曼·拉什迪《午夜的孩子们》里的“无线电接收器”萨利姆·西奈，他的脑袋里充满了各种声音。一个能够传达角色思想的叙述者必须是“完全的全知”这一主张，其唯一合理之处却基于这样一个毫无理据的观念：全知的上帝是人类不完全认知的唯一他选。 斯坦伯格在他后来的一本书《圣经叙事诗学》中大幅修订了我适才引用的观点。该书以圣经叙事为特别案例来分析，这才是真正的全知叙事模式。取代引用“全知诸神的无误意识”作为已知量，他写道： 有意思的是，文学评论家们应当用超人类的视角来理解“奥林山神的叙述者”，因为他们头脑中的全知叙事的模式，实际上是仿造希伯来的而非荷马的神学模式。荷马笔下的众神，如掌管通信的近东万神，当然会比人类正常获取的信息广泛得多，但是就对过去和未来的认知而言，他们的认知远未能够达到全知的范畴。(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