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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方后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强化，诱发了国内文艺与文论的感官主义消极倾向 非理性主义并非后现代主义文论的专利，它缘起于现代主义思潮，从叔本华、尼采、克罗齐、柏格森、弗洛伊德到超现实主义、荒诞派、存在主义等等，非理性主义文论源源不断。后现代主义文论在批判现代性时，并没有批判其非理性主义思想，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种非理性主义，特别在文艺和审美领域更是如此。后现代主义在对理性本身的反思、批判中，对审美现代性的批判，最集中地体现在对艺术活动中理性作用的怀疑与否定上。在现代主义文论中原本得到强调的艺术、审美行为的非理性部分，被进一步强化了，并被用来充当对抗理性主义的急先锋，关于潜意识、想象、梦、幻觉、本能、意识流、直觉等等非理性因素在艺术创作中的地位一概被强化了；而在艺术和审美活动中，理性的反思性在对作品的欣赏中被直观、直觉、体验，以及诸种感受性所取代。后现代主义对美学(aesthetics)的“感性学”涵义的过度强调和推崇，使得美学单纯以感性学的方式在场，而感性又被感官性牵引着。康德以降的审美非功利性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被感官快乐的原则所介入和取代，康德所说的作为一种自由游戏情感的“快适”被单纯感官带来的诸种快感取代，审美水平的高低于是被一种官能性愉悦的程度所决定。这是后现代的反理性主义在文艺学、美学层面的直接体现。在更深的层次，反理性主义作为对于理性的反思立场，深刻地影响了关于审美的性质与意义的看法，用审美进行启蒙和救赎的现代性神话于是被质疑、被颠覆。 应当肯定，对“美学”的“感性学”本义的强调本身并无不妥，特别是重视过去被长期忽视的艺术和审美活动中感性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是有积极意义的。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对潜意识、想象、梦、幻觉、本能、意识流、直觉等非理性因素在艺术创作和生命活动中极为重要的作用的发现、发掘和肯定，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古今中外无数优秀的文艺家的创作实践及其优秀作品的产生，都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仅仅用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对之是解释不通的；相反，正是这些非理性因素的综合作用，能够更有效地解释艺术和审美活动中极为隐秘、细微、复杂、千变万化的心理机制。然而，片面、过度地强调非理性因素这一面，并上升到支配地位，完全否认并彻底排斥人的理性因素在艺术和审美的深层心理活动中介入、参与和潜在支配的作用，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但不符合艺术和审美活动的实践，而且颠倒了人之为人的主要标志——有意识的理性活动，而非纯粹非理性的、感性的、感官的活动。马克思指出，人与动物最直接的区别在于其生命活动是“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而且“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12)。这里，“有意识的”就是理性的。当然，马克思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尺度不是有没有理性，而是实践，即“自由自觉”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所以，笔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文论在片面强调非理性主义这一点上存在着严重的失误。 后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消极影响，在当代中国艺术和文论中也有表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