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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一般运动规律”体现在不同的历史部门、不同的学科中，其具体内涵、方式和发展变化等，自然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它们归根结蒂必然受制于、服从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一般原则。后现代主义消解宏大叙事的要害，实质上是彻底否定唯物史观，否定人文社会科学发现、揭示研究对象发展中的那些带有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使之停留于零碎的表层现象的描述。 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师、后现代主义研究权威詹姆逊对消解宏大叙事的观点也并不认同。比如在张旭东对他的一次访谈中，他在回应“理论已死”的时髦论调时，针锋相对地提出，许多“理论经典”在当代继续发挥着作用，“‘理论经典’不仅包括那些基本著作，如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理论，而且包括过往的经典——回溯到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以及各个不同理论家们自己的经典文本”，他特别强调，“可以肯定地说，想要在理论著作中回避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仍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两者涉及整个人类经验领域以及整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现实和心理现实”③。显然，要回避这样一种宏大叙事是不可能的。在这次访谈中，张旭东概括了体现詹姆逊宏大叙事的“三种深度模式”，其中第一种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商品拜物教理论和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分析为蓝本构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深度模式，以分析资本主义‘表面现象’和‘内在本质’的方法来看待文本与其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另外两种是符号学、阐释学的深度模式和精神分析学说的深度模式④。这个概括非常精当。笔者认为，这三种深度模式显然都是宏大叙事，第一种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当然不一定称之为“模式”。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文论消解宏大叙事的观点是持批评态度的，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这一点在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领域也不例外。如果彻底否定宏大叙事，文艺学的任何创新建构都将落空，因为文艺理论绝对离不开作为理论基石的唯物史观的指导。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艺学界以钱中文、童庆炳等为代表的文艺理论家创建、倡导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在当时影响最大、传播面最广，至今仍然是文艺学界的主流话语，它的立论基础就是唯物史观这个所谓的“宏大叙事”。试想，如果离开了这个宏大叙事，揭示文学特质的“审美意识形态”论能够形成吗?能够在本质和规律层次上科学地、动态地解释丰富复杂的文学和文学史现象吗?如果取消了唯物史观的所谓宏大叙事，文学理论即使在若干具体问题(小叙事)的研究上能够有所推进，但它的总体框架和理论根基却被抽去了，随之它概括和揭示文学历史生成和发展的某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症候的主要任务就被取消了，其理论的系统性、逻辑性也会被消解，从而实际上使文艺学陷入真正的学科危机。 其实，不独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如此，新时期以来我国许多文艺学专著和教材，即使着重探讨某些重要的文艺理论，包括形式问题、语言修辞问题等等，并不直接涉及唯物史观的基础问题，但它们都追求建构观念相对自洽、逻辑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仍然具有宏大叙事中“思辨叙事”的性质。在笔者看来，追求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著作的思辨性和系统性，乃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学界理论自觉性的一大进展，应当充分肯定。如果真的全面取消包括思辨叙事在内的宏大叙事，中国的文学理论恐怕只能走向平面化、浅表化、碎片化，而趋于衰退。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绝大多数学者否定性地使用“宏大叙事”概念，并不是认同利奥塔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而是借用这个后现代概念对那些“宏”而无边、大而无当、空洞说教的教条主义文论研究的抵制和拒绝，这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实际上却是只停留在对“宏大叙事”概念字面意义的理解上，从而造成了某些误解或误用。 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彻底否定和消解宏大叙事的思想，在文艺学领域中是有害的，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