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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现代反本质主义思想被过度解读和利用，容易走入彻底消解本质的陷阱 后现代主义的非同一哲学或者差异哲学批判黑格尔以来的传统同一哲学是本质主义的。因为同一哲学认为，任何事物的现象背后都有着决定该事物是其所是的唯一的固定不变的“本质”，它是与其存在直接同一的，是事物存在之同一性的基础。后现代主义批评这种同一哲学产生了本质主义观念，其要害在于忽视或掩盖了事物的差异性、特性与个性。后现代主义如阿多诺的“星丛”理论就是如此。“星丛”指一种彼此并立而不被某个中心整合的诸种变动因素的集合体，这些因素不能被归结为一个公分母、基本内核或本源的第一原理，“星丛不应该被还原为某一种本质，在这个星丛中内在的存在的东西本身不是本质”⑤。星丛式的关系是平等的、有差别的共在。由于消解了同一哲学所确立的固定不变的唯一“本质”而呈现出开放的多元性和生成性。据此，阿多诺指出：“艺术中的张力和与它相关的外在张力捆绑在一起……艺术作品中张力的复杂性结晶在形式问题和从外在世界事实面上解放出来等问题上并聚合为真正的本质。”⑥“张力的复杂性结晶”这个概念，肯定了艺术本质的多元性、多层次性以及过程性、生成性和复杂性，这意味着，我们应当放弃探寻唯一的、固定不变的文学艺术之本质的努力。如果仅仅这样理解，在笔者看来，反本质主义是有其合理性的，对于我们文学理论的创新建构是有启发的。 然而，后现代主义文论不满足停留于此，它将上述生成性、过程性推到极端，从而根本上消解了本质范畴和对本质认识的一切可能性。它强调，艺术的生成性、过程性也体现为片段性、非逻辑性，其间贯穿的是动态生成关系。因此，艺术概念拒绝界定：“艺术的本质也不能确定，即便通过追溯艺术的起源以期寻觅支撑其他一切东西的根基。”⑦这样一来，除了关系、过程、生成与历史，文艺的本质只剩下无法把握的不确定性，于是任何试图探讨文艺本质的努力也都成了毫无意义之举。笔者认为，此处反本质主义就过了“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则走得更远。他发明了“增补”、“播撒”、“踪迹”、“延异”等一系列术语来消解本质和认识本质的可能性。如“播撒”指的是，文本不但多义，而且其多义是片断并散开的，它“证实了无止境的替换”⑧；“播撒”并非是还原主义的，“播撒的基本含义之一正是本文还原成……意义、内容、论点或主题等效果的不可能性”⑨，更不可能寻找、还原文本的固有本质。又如“延异”，它是世界的“无本源的本源”，“无基础的基础”，他认为世界与语言一样，是差异的、多元的，延异展示了世界与文本陷入“无休止意指活动”，处于“差异及最后意义的生产”过程中⑩。“在场”从未真正完全当下在场，意义也从未真正当下在场。据此，对文学艺术本质(在场)的追寻和界定就成了虚幻的梦想。这里，后现代解构主义对本质主义的解构就远远过了“度”，其反本质主义的策略本身陷入了虚无主义。 这种过度的反本质主义在中国当代文论中也有反映，集中表现在对文学和文艺学边界问题的探讨上。 有的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文论过度反本质主义的观点不加辨析，生搬硬套过来，缺乏根据地断言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已经进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了。其理由是：电子媒质引起的传播革命导致了文学艺术与审美化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逐渐泯灭，一大批原先处于边缘地带的泛审美化样式纷纷打入文艺的圈子，这就造成了文学边界的移动、越界、模糊和扩张。应该指出，他们所谓的文学“边界”，实际上就是指文学的本质或关于文学本质的观念。他们的理论根据是，文学的边界和本质是人们历史地建构起来的，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动中，因而是不确定的。文学边界的变动和不确定实际上是文学本质和文学本质观的变动与不确定。他们因此强烈反对用本质主义的思维来探讨文学的边界和本质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