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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郭沫若译作出版版次的不均衡性 现在所收集到的郭沫若译作单行本的版本，给我们一个非常明显直观的现象就是：各个译作版本出版的不均衡性。有些译作仅仅只出版了一次，就再也没有出版过；而有些版本，竟然出版了50多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像《查拉图拉斯屈拉》、《日本短篇小说集》等一些译作，仅仅只出版了一次，至今为止没有再版过；而《少年维特之烦恼》，“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民国期间，该小说共印行不下五十版”(14)。从这些译作出版次数的情况，我们多少可以窥探出郭沫若译作的价值取向，甚至可以了解民国出版市场的状况。我们面对的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同为郭沫若翻译的译作，出版的次数差别为何如此之大？ 过去，人们在回答这样问题的时候基本上都归结为出版机构的原因。其实这也不难理解，读者喜欢读的书肯定是书商们愿意出版的，因为他们毕竟以经济利益作为出书的主要目的。对于此点，不再冗叙。此外，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这些译作出版次数的情况，来探究郭沫若对译作的基本价值判断和文艺审美取向呢？ 首先来看，郭沫若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本书时候的情形。对于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译介活动，郑伯奇曾经回忆：“他编好了他的诗集《女神》，校定了他翻译的小说《茵梦湖》，便开始翻译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我住定以后，也就着手翻译古尔孟的《鲁森堡之一夜》。夏天，上海的弄房堂子本来很热，泰东的编辑所实际上又兼着宿舍和堆栈，我们初到那里更谈不上什么工作的设备。每天，我们两个人在会客，吃饭兼打包的厅房里面，对坐在一张饭桌，冒着炎暑，做着绞脑浆的工作。我遇到心思烦乱的时候，就跑出去游玩或看朋友，沫若却除了看报和吃饭以外从来不大休息。他翻译得很迅速却又非常仔细，往往为一个单字或一个熟语，会花费很多的时间。每日译好一段以后，他还是反复地诵读几遍，三番五次地加以推敲，然后才肯罢手。他的细心和耐性使我佩服，他的精力更使我惊叹，看见他的工作态度，自己常常惭愧，觉得像自己这样羸弱而又缺乏耐心的人真不配作一个文艺工作者。”(15)在郭沫若所有翻译作品中，如《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样花费如此大气力的，绝无仅有。 不仅仅初译《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时候如此用功，就是在出版后，郭沫若也不断地进行修订完善。他在此后出版的版本的序言中写道：“愈受读者欢迎，同时我愈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印刷和装潢无论如何不能不把他改良，初译本由于自己的草率而发生的错误，尤不能不即早负责改正。所以《维特》自出版以后，我始终都存着一个改印和改译的心事。”(16)即使是在出版20年后郭沫若还“依然感觉着它的新鲜”，并且还“为使人们大家更年青些，我决心重印这部青春颂”(17)。 正是由于郭沫若对这本译作如此的看重，才有了《少年维特之烦恼》在中国的盛行。难怪蔡元培在《三十五年中国之新文化》中曾说到：“最近几年，译本的数量激增，其中如《少年维特之烦恼》《工人绥惠略夫》《沙宁》等，影响于青年的心理颇大。”(18) 再来看看仅仅只出版过一次的《查拉图斯屈拉钞》的情况。这本译作是一部典型的叫好不叫座的作品，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本译作的重要性，但是真正能够读下来的却很少。《创造周报》自1923年5月13日至1924年2月13日登载了郭沫若所译该书的第一部全部二十二节和第二部第四节。1928年6月15日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了第一部的二十二节，书名为《查拉图司屈拉钞》，并且列入《世界文库》。但是，郭沫若在翻译的中途便放弃了。不仅郭沫若这样，鲁迅翻译该书也是译到中途便放弃了。(19) 虽然郭沫若自己对放弃《查拉图斯屈拉钞》有过这样客套的解释：“我在《周报》上译《如是说》，起初每礼拜一篇，译的相当有趣，而反响却是寂寥。偶尔在朋友间扣问，都说难懂。因此便把译的勇气渐渐失掉了。早晓得还有良才夫人那样表着同情的人，我真是不应该把那项工作中止了。”(20)但是，实际上最终的原因却是他自己“读《查拉图司屈拉》旧译，有好些地方连自己也不甚明了。着想和措辞的确有很巧妙的地方，但是尼采的思想根本是资本主义的产儿，他的所谓超人哲学结局是夸大了的个人主义，啤酒肚子”(21)。另外，“《查拉图司屈拉》结果没有译下去，我事实上是‘拒绝’了它。中国革命运动逐步高涨，把我向上的眼睛拉到向下看，使我和尼采发生了很大的距离。鲁迅曾译此书的序言而没有译出全书，恐怕也是出于同一理由。”(22) 从这个角度来看，郭沫若对翻译《查拉图斯屈拉钞》的兴致不大，主观上并没有想继续这本著作的翻译，同时也看不到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时的热情和投入。 郭沫若对《日本短篇小说集》的翻译也是这种情况。他自己对这个译本是并不满意的：“这个集子所选的不能够说都是日本现代文坛的代表作。因为在这个集子上有字数的限制，选译者在这个严格的限制的范围内，想要多介绍几个作家，多介绍几篇作品，因此便不免要赶各个作家的短的作品选择，无形之中便又来了一个愈短愈好的限制。因而所选的不一定是各个作家的代表作。”(23) 因版本众多不能一一举例，仅从上述例证中便可明显看出，郭沫若译作版本之所以出现如此明显的不均衡性，一方面是出版社的商业选择，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就是郭沫若翻译的兴趣所在，这也可以从更深的层次上表明，郭沫若在内心深处还是本着文艺至上和审美优先的价值准则。一个政治家的郭沫若和一个文学家的郭沫若始终不断地交替出现，由此也更加凸显了郭沫若人格的复杂性。 郭沫若的译作版本众多。这众多的版本为我们解读翻译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出版市场提供了一个个活生生的标本，对这些标本的阐释对于相关学科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将尽可能在对这些译著版本进行考订甄别的前提下，尽早将《郭沫若译著全集》呈现给广大读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