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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全集补编·翻译编》编辑札记——以译文版本为中心(4)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 张勇 参加讨论

    四、郭沫若译文版本流变现象的阐释
    郭沫若译文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以单行本形式问世的。特别是在1950年前,出版郭沫若译作单行本的出版机构数量非常多。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至少有泰东图书局、创造社出版部、群益出版社、言行出版社、上海联合书店、上海现代书局、东南出版社、复兴书店、中亚书店、上海己午社、重庆文林出版社、上海生活书店、光华书局、上海国民书店、上海乐群书店、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建文书店、上海文艺印书局、商务印书馆、天下书店、嘉陵书店、上海海燕出版社、译文社、南强书局、质文社、群海社、五十年代出版社、骆驼书店、中华书局、神州国光社等30家出版机构,都曾经出版发行过郭沫若的译作。这些出版机构既有像商务印书馆、群益书社等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型出版机构,也有一些我们可能从未听闻过的小书局,如群海社、建文书店等。这就造成了郭沫若译作因各个出版社的不同而造成不同版本存在的现象,特别是一些重要的译作被一版再版,更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郭沫若译文价值也不言自明了。但在热闹的同时,也造成了很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郭沫若与民国出版市场之间关系的问题。
    (一)郭沫若与现代出版:一个亟需解决的课题
    每当郭沫若回忆自己文学创作之初和创造社成立时情形的时候,念念不忘的就是出版机构如何退稿、刁难的窘境。他的译作出版也有着同样的遭遇,特别是刚刚开始进行翻译的时候,译稿多次被出版社退回更是常有之事。郭沫若在《太戈尔来华的我见》中就描述了他最初翻译太戈尔诗歌时的情形:“在孩子将生之前,我为面包问题所迫,也曾向我精神上的先生太戈尔求过点物质的帮助。我把他的《新月集》、《园丁集》、《曷檀伽里》三部诗集来选了一部《太戈尔诗选》,想寄回上海来卖点钱。但是那时的太戈尔在我们中国还不吃香,我写信问商务印书馆,商务不要。我又写信去问中华书局,中华也不要”。⑦
    随后1918年,郭沫若翻译了《海涅诗选》,并向上海书店求售,但因郭沫若当时尚未出名,结果也是与《太戈尔诗选》一样被拒的命运。
    即便是有书局愿意出版郭沫若的译作,但是书商们唯利是图的经营方式,也对他的译作出版造成了不好的影响,郭沫若对此也是忿忿不平。《少年维特之烦恼》在1922年4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作为“世界名家小说第二种”出版发行后,引起了读者的疯狂抢购,泰东图书局不得不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出版了四版。⑧但是,就是这样一本畅销书,郭沫若也依然不买账。他在之后再版时的序言中称泰东图书局所出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印刷错得一塌糊涂,装潢格式等等均俗得不堪忍耐”,以至于“自己的心血译出了一部名著出来,却供了无赖的书贾抽大烟,养小老婆的资助,这却是件最痛心的事体”。⑨
    即使是同仁所创办的出版社,也一样遭到郭沫若的诟病。郭沫若在1929年完成了《美术考古一世纪》的翻译工作,并把他交由张资平创办的上海乐群书店出版。但是,张资平却没有进行校对就出版了。这也引起了郭沫若“感觉着惶恐”,并表示“对于初版本的购买者实在是应该谢罪的”⑩。1931年上海湖风书局再版时,郭沫若用德文原文进行了校对后才出版,并“把这书的第一版停止了印行”(11)。
    对于郭沫若与出版商交恶的事情不胜枚举,以上所举的例子仅仅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其实在当时社会中,绝不仅是郭沫若一人与出版商交恶,鲁迅也曾为了稿酬的事情与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有过争执,沈从文也经常为自己的作品得不到出版而忿忿不平。出版商与作者本应是相互支持,共同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和发展,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尽如人意,特别是新文学肇始之时。
    现代出版市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影响甚至引领了文学的创作体裁、创作方向、译作选择等多个方面。在这其中,郭沫若与现代文化市场更是一个亟需关注的重要课题。如果仔细梳理一下郭沫若创作的轨迹,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他创作的背后总是或隐或现地出现出版市场的身影。有时,郭沫若不惜牺牲自己作品的出版而奋起抗争出版商的层层盘剥;但有时,他也为了自身需求不得不容忍出版商的无理要求。仅以郭沫若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版本为例,无论郭沫若对泰东图书局初版《少年维特之烦恼》怎样不满,直到1930年泰东图书局仍然还在出版这本译作,并且在版权页中明确表明这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重排订正一九三○年四月十四版”,而且印数已经达到了惊人的“一九○○一——二二○○○”(12)。而在泰东图书局在1930年出版此译作的同时,上海联合书店也同样在出版该译作,并且也是“1926.7.1增订初版,1930.5.1七版”(13)。因此在1926年至1931年间,泰东图书局和联合书局都在不止一次地同时出版《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这两家书局是否已经获得了郭沫若同意出版的授权?或许有一家获得了;或许两家都没有获得;或许两家都获得了。无论是哪种答案,可以肯定,当时的出版市场是非常无序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到底中国现代出版市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还需要我们认真地考察和思考。
    郭沫若译作的出版和版本的演变过程同样是研究现代出版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有待研究者们去细究和梳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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