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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看一下1949年10月至“文革”发生之前的“十七年文学”，它的某些文学观念其实与40年代解放区文学是一脉相承的，只是更加政治化罢了。1949年7月2日至19日，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周扬在作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时，开宗明义地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13]左翼文学对阶级性、政治性的强调，到“十七年文学”时期已变得愈加僵化，一股极“左”的政治功利主义文学思潮狂卷文坛，使新中国的文艺界遭受着高度政治化所带来的凄风苦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文艺界的“反右”斗争，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等。“十七年文学”中“左”倾思潮的空前泛滥，虽然是对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中某些极端文艺观念和形态的扩充与放大，但更是继40年代解放区文学以来对左翼文学精神的一种更为肆虐的扭曲与异化。 而到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在“左”倾思潮的泛滥下，完全丧失了本体性而堕入最黑暗的深渊。左翼文学精神中的包容性、丰富性和多样化丧失殆尽，统治文坛的仅是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的创作，文学的主流完全沦为意识形态话语，知识分子丧失了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被褫夺了发出自己声音的合法性。文学所遭遇到的这种空前被糟蹋、被蹂躏，固然是政治权力斗争的罪恶结果，但是也有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原因。可以说，无论是在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还是后来的“十七年文学”中，其实隐隐约约已经透露出一些“文革”气息。 综上所述，尽管左翼文学精神在40年代初期就遭遇消解，但其中某些极端的文艺观念与形态却在以后的文学发展与流变过程中不断被承续、扩大着，甚至是扭曲、异化着，并最终以一种极“左”的政治功利主义文学主潮统驭着50-7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坛。但这些极端“左”倾的文艺观念与文学形态，已经完全偏离了左翼文学精神的实质与精髓，是对左翼文学现代独立品格的一种彻底颠覆与瓦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