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左翼文学的消解及其流变 很多文学史家及研究者都认为，左翼文学精神以其巨大的血脉力量灌注于其后的文学历史当中，并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几十年的文学主潮，致使其他的文学观念与主张几乎都不可能与之争锋。所以，人们在使用“左翼文学”这一概念时，有时会将其对象与范畴扩大到50-70年代的文学。其实，这种看法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从左翼文学精神的实质内涵来看，30年代左翼文学在进入40年代初期以后，其精髓就已被逐渐消解了。 对左翼文学精神的消解，发生在40年代的解放区，尤其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前，延安文艺界的氛围是自由的。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中的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解放日报》为此还发表过两篇社论：《奖励自由研究》(1941年6月7日)和《欢迎科学艺术人才》(1941年6月9日)。当时宽松自由的环境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热情，周扬等领导的鲁艺和丁玲领导的“文抗”，都为延安文艺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周扬在1941年7月发表了《文学与生活漫谈》，他认为文学创作需要作家与生活进行“格斗”，通过主观“融化了客观”，达到“物我一体”的创作境界。对于延安的现实生活，作家也要做到“不对黑暗宽容；对于社会之弱点，须加积极批评与匡正”。周扬的这篇文章因对作家与延安政治关系的阐释而遭到萧军、罗烽、艾青等人的质疑，并引发了延安文艺界的一场论争，但它对文学真实性和独立性的强调，对创作自由的主张，对创作规律的重视，在当时却得到了广泛认可。丁玲在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大会上就号召“要写批评的杂文”，其后她就创作了《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等杂文，批评延安存在的问题与缺点。与丁玲的批评性杂文相呼应，还有萧军、罗烽、艾青、王实味、陈企霞等人创作的杂文和小说。它们将文学的批判性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精神趋向上，无疑是继承了左翼文学的传统的”[11]。只有在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中，作家们才能对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政治、歌颂与批评等诸多命题进行冷静的思考与热烈的讨论，而且这种思考与讨论对推动文学的深入发展极为有益。然而，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后，这些有意义的思考与探索随即遭到清算。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作家的世界观必须要改造，要克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等等。文学丧失了其本体性，成为政治的附庸，左翼文学精神及价值观念也就被消解了。 虽然左翼文学精髓在40年代已基本被消解，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传统没有得到发扬光大，但这并不就意味着左翼文学对其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失去了影响力。相反，以茅盾、周扬为代表的左翼文学的另一传统，即更关注政治性与阶级性的文学价值观，却被延续下来，并在以后的总体发展中日趋极端，终因在50年代获得政权支持而最终成为惟一可以合法存在的文学形态和规范，取得了主流文学的霸权地位，左翼文学的多样化与丰富性逐渐被一元单质的“一体化”所代替。所以，从1949年至1979年这30年间的中国文学，是“尊群体而斥个性；重功利而轻审美；扬理念而抑性情”[12]的文学形态。直到80年代，这种格局才得以改变。所以，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虽然左翼文学精神在40年代已基本被消解，但其后的中国文学发展依然承继着左翼文学中某些支流的或极端的文艺观念和形态，依然隶属于左翼文学这一大的文学传统，只是其中发生了某些流变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