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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对其后几十年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重要现象、命题都可以从左翼文学那里找寻到历史印痕。左翼文学精神是反主流意识形态的，它的社会批判意识及其对人们精神层面的关注，使其充满一种浪漫精神和理想主义的独特品格。左翼文学本身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学，它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左翼文学在进入40年代初期以后，其精髓就被逐渐消解，在此后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消解或流变对当时的文学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关 键 词：左翼文学/政治意识形态/消解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左翼文学研究”(编号：10CZW05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中国左翼文学的发难与演进”(编号：09YJC751035)；广东省高等学校人才引进专项资金项目“主体体验与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粤财教[2013]246号) 作者简介：王智慧，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人文社科部，北京 100038 王智慧(1974 )，女，山东莒县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人文社科部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公安学研究。 长期以来，学界对左翼文学一直持有“两种不健康的立场和评价”：或将其“置于惟一具有合法性的地位，认为只有左翼文学才有资格居于现代中国文学的正统地位”，或将其视为中国文学“极左”倾向的肇端，“清算中国文学的‘极左’倾向必须从左翼文学做起”。[1]若想对左翼文学做出准确而合理的历史定位，只一味地全盘肯定或轻率地予以否定，都不是科学理性的认知态度，只有从根本上弄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左翼文学精神，以及这种左翼文学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消解或流变又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才有可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的宏观体系中，对左翼文学给予公正而客观的历史描述。 一、左翼文学精神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潮流的重要传统之一，左翼文学经过世界范围内“红色30年代”文学风暴的洗礼，历练出一种独特的文学精神，并以其强大的气质力量影响了其后一代又一代的文学。 左翼文学诞生之初，就与政治意识形态紧密相连。最初倡导“革命文学”的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成员，就把文学当作阶级的思想意志情感的一个客观载体，当作是“组织生活”、“宣传主张”的工具；而“左联”所有的文件，以及左翼作家阐述文学理念的很多文章，更近乎一种艺术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纲领。左翼文学的理论观点十分明确：“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即没有有目的意识性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运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是不会有的。”[2]在以阶级斗争与政治意识形态决定论为自己的身世进行了明确的自我定性之后，他们自然而然便将左翼文学的终极使命限定为：“在国际资本主义日趋崩溃而世界无产阶级起来求解放的现在，当然是求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更具体的说，在文学的领域上，时时刻刻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3] 左翼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使它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正统地位，被当作一种主流话语来对待。其实，这是历史的误解，从根本上就违背了左翼文学的精神实质。“左翼文学是明确地反对当时政府的，是反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4]它以“全面批判”的文学精神吸引了很大一批激进、叛逆的革命青年。虽然在“革命文学”的初倡期，太阳社、后期创造社成员对“五四”新文学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作家进行过极端错误的全面清算与“文化批判”，显示了左翼文学启蒙时代的莽撞与褊狭，但它所秉持的对抗黑暗统治、瓦解政治霸权的社会批判精神却是值得褒扬的。 此外，左翼文学的批判精神还有其独特的精神指向。倡扬“大我”、泯灭“小我”，以集体主义批判“个人主义”，展现了对“五四”人文精神的批判和对知识分子自身价值的消解。这一精神指向突出表现在“革命+恋爱”的小说创作中。蒋光慈的小说《野祭》，首创“革命+恋爱”的写作模式，并以革命战胜爱情作结，其后很多左翼作家都沿袭了这一创作模式。左翼文学这种用集团主义来批判个人主义的做法，体现出它对中国特定历史阶段人们特定精神思想层面的关注与深切表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