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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作为方法论的“言说” 以鲁迅的“积习”为入口，我们获得的不仅是一种个性化的言说方式，同时也是“言说”背后的游移、含混以及对含混的控制，如何从写作者/发言者态度的深处浮现出来，成为语调、修辞乃至结构层面的特征，并最终上升为某种美学风格的曲折旅程。因而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对“言说方式”的考察最终指向的将是“言说”背后的“文体”生成乃至“话语”生成的机制性问题。 在1920年代的中国，白话作为胡适理想中所谓“求高等知识、高等文化的一种工具”(30)及其表达能力，都还在锤炼与提升的过程之中。鲁迅的语言方式在句式与修辞上的特点，如大量虚词的使用，所造成的句法的繁复与表意的曲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于白话文形态的现代汉语之精密性的锻造，它所提升的正是现代汉语对于复杂思想的表述能力。语言表达的“精密”与否，一直是鲁迅看待“古文与白话”问题时的一个价值标准所存：“文言比起白话来，有时的确字数少，然而那意义也比较的含胡。……待到翻成精密的白话之后，这才算是懂得了。”(31)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才并不反对“‘欧化’语文”的引入，“因为讲话倘要精密，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而中国的大众语文，也决不会永久含胡下去”(32)。鲁迅对于“硬译”主张的坚持，也是希望通过翻译，“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33)。而鲁迅自身的语言方式，也是在“试验”与开拓现代汉语在语法、句法、文章结构以及思维逻辑上的复杂性与精确性，并存客观上提升了白话文逻辑性地表达精确语义与复杂思想的能力。 而在文章风格的层面，鲁迅的写作则向我们昭示了“反讽”如何作为一种结构与风格，从尝试性的试验出发，逐步进入到成熟的白话文写作当中，并最终产生某种典范性的意义。并且不囿于“反讽”，鲁迅更进一步拓展了白话文写作在一个单一的文本单位内部，对于不同文体与不同风格的涵容能力。而这种扩容实验与锤炼过程在文体与话语机制上的产物，正是以鲁迅的写作为代表的“杂文”写作本身。如果一定要在美学风格的意义上讨论杂文，那么我以为，杂文的“审美性”正在于一种内在的紧张感所带来的特殊的阅读快感，而这恐怕与多种文体与风格在文章内部的杂糅状态，及其在形式层面上的角力不无关系。这使得“杂文”作为一种“文体”，同时也昭示着一种与“纯文学”相对立的“杂文学”观念的生成。“积习”作为一个切口，只是向我们展示了公开性的发言、私人性的寄寓、策略性的表达或游戏性的文字如何在一个以“文章”为单位的有机体内部，相互碰撞、入侵与最终化合的过程。而在一个更广阔的杂文视野中，更为丰富的文学元素与更为复杂的化学反应还在发生，这或许就有待于我们对其他更多具有代表性或特异性的“言说方式”的发现与剖析——而这也正是本文之研究瞩目于“言说”的方法论意义之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