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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周建渝《多重视野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http://www.newdu.com 2017-10-10 人民网-理论频道 关四平 参加讨论
近日拜读了周建渝先生的《多重视野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1],很受启发,获益颇多,有耳目一新之感,觉得这是《三国演义》研究中有创见、有新意、有思想、有分量的一部学术著作

    近日拜读了周建渝先生的《多重视野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1],很受启发,获益颇多,有耳目一新之感,觉得这是《三国演义》研究中有创见、有新意、有思想、有分量的一部学术著作。作者借用西方文论中的某些理论观点,以新的视角解读小说经典,力图挖掘文本的丰富意蕴,从而在某些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看法,得出了新的论断,把《三国演义》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笔者的阅读心得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 化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小说
    从作者的学术积累与学术经历的角度说,周建渝先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蒋和森教授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后又求学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师从浦安迪教授研究哲学,这种中西兼通的文学及文化背景,使得他的学术积累与储备,得天独厚,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在研究中容易发现新问题,得出新见解。以西方文论研究中国文学的热潮,兴盛在八十年代,当时由于闭塞多年,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如饥似渴接受西方的新东西,这对开阔视野,拓展思维,的确是有积极意义的。但随之而来的饥不择食者的情况也在所难免,其中生吞活剥者有之,生搬硬套者有之,乱贴标签者有之,以艰深文饰浅易者亦有之。而融会贯通、化而用之、水乳交融的状态则不多见。后来学界回归乾嘉的呼声,实质上就是对这种新方法热的反思与调整。相比之下,周建渝先生的这部学术著作,就是化用西方文论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成功之作。
    在本书中,周建渝先生化用了西方文论中的后现代批评、解构批评、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文本互涉”、“多重对话”、读者反应批评等理论,来重新观照《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一系列问题,在学界现有的相关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从而得出一些新的观点。比如:关于曹操形象的评论,学界已有“奸雄”的定论。这既是罗贯中的主观命意,也符合作品的客观内涵,似乎已无需再论。但周建渝先生借用巴赫金“多重合奏”的理论与视野重新观照曹操形象,又发现了新的问题。他认为:“仔细阅读《演义》文本,可见罗贯中对曹操的评价,就其意义而言,是相互悖逆、相互解构的,由此导致作品里曹操形象特质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第22页)经过作者列举作品原文的一系列论据的证明之后,得出这样的论断:“《演义》用意义上相互悖逆、相互冲突的评语,导致了对曹操形象的双重解构。”“这样的解构,导致《演义》对于曹操的评价呈现出歧义性。同时,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歧义性,使《演义》对于曹操形象,提供了开放式而非封闭式诠释的可能性”(第27页)。这就为研究曹操形象又开启了一扇观照的窗户,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从而打破了固有的模式与定论,启发研究者进一步深入地探讨曹操形象的特质与丰富性内涵。
    再如:关于诸葛亮的“智绝”、刘备的“仁义”,魏延的天生“反骨”等问题,“以往学者对《演义》的诠释,倾向于作品叙述之意义的确定”(第15页),周建渝先生则借用解构式批评理论,“通过发现文本内存在的种种悖逆或矛盾现象,来揭示文本在意义层面上的不稳定状态与不可确定性”(第15页)。他通过相关文本情节的大量例证的分析,再“参照解构批评的视野来重新阅读《演义》,却能看到这样一些似乎确定的意义,其实并不确定”(第15页)。正因为其有不确定性,才需要读者与研究者不断地去解读,才能使《演义》的研究具有开放性与不可穷尽性的无限张力。
    二 放眼多层视野 透视丰富意蕴
    周建渝先生写作本书的初衷之一,就在于“试图突破前人关于《演义》单一主题、单一意义或系统化叙述结构之成说,致力于探讨《演义》具有的多重意义、多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峙与对话”(第92页)。这是具有新理论、新思维特点的新探索。此前,学界有识之士也注意到了《演义》丰富内涵与单一主题研究模式的矛盾问题,因之有人提出“多层主题”的研究模式,但又存在顾此失彼的新问题。因为既然是“多层”,又何谓之“主题”,显然“多层”与“主题”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无法统一的矛盾。有鉴于此,有人采取更为极端的作法,提出“无主题”研究模式,试图放弃“主题”概念,不再研究作品的主题问题。但是无视并非不存在,作品的思想内涵总是读者与研究者要首先面对并解决的问题,但一直未能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有效之办法。为此,笔者曾提出以“文化意蕴”代替“主题”概念的想法。[1]周建渝先生则打破了围绕“主题”概念绕圈子的路数,打开视野,借鉴了俄国的巴赫金提出的“对话”与“复调”理论,同时也参照了美国学者保罗?德曼对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挥的观点,还吸收了法国学者罗兰?巴特在《本文的愉悦》一书中主张的“多元意义观”和“解构消融论”。针对学界“忽略其意义呈现的多层面性与歧义性”等不足,对《演义》文本中的“众声喧哗”与“多重对话”情况进行深入剖析与多方论证,从而挖掘出《演义》文本固有的丰富内涵。具体而言,作者通过孙策与于吉、左慈与曹操的对话与冲突,意在证明:“《演义》呈现的,不是单一的儒家伦理观念,而是儒、佛、道及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和对话,这些不同意识形态通过自己的代言人,在小说中各自发出不同声音,并在彼此相互对话中形成众声喧哗的场面。”(第107页)从而“造就了《演义》多元化的意义呈现”(第129页)。此外,作者还围绕吴、蜀联盟的“众声喧哗”所构成的大型对话,通过“仁”、“术”、“智”的多义呈现及其相互对话等方面,论述了《演义》所具有的“复调”小说之特征,进而说明《演义》中“不同意识之间的互不相融或互不消解对方,有效地促成《演义》的开放式叙述结构。叙述人及其作者的意识与作品人物意识之间保持的距离及差异性,更为《演义》多重意义的呈现,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内涵。”(第130页)这一系列分析基础上得出的新论断,大大拓展了《三国演义》研究的视野,为进一步从多层面挖掘《三国演义》丰富的思想内涵与文化意蕴提供了范例,进而为《三国演义》研究展示了广阔的学术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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