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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故乡》里的流氓性与奴隶性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小说选刊》 毕飞宇 参加讨论


    《故乡》的故事极其简单,“我”回老家搬家,或者说,回老家变卖家产。就这么一点破事,几乎就构不成故事。《故乡》这篇小说到底好在哪里呢?小说的人物写得好,一个是闰土,一个是杨二嫂。杨二嫂这个人物其实是由两个半圆构成的,也就是两个层面,一半在叙事层面,一半在辅助层面,也就是钩沉。通过两个半圆来完成一个短篇,是短篇小说最为常用的一种手法。双层面的小说都要比单层面的小说厚实一些,两个层面之间可以相互照应。
    一般说来,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都有一件大事情要做,那就是小说人物的性格发育。短篇小说由于篇幅的缘故,是不允许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体制,不是小说的长短问题。大家都有一个共识,短篇小说不好写。所谓“不好写”恰恰来自小说的人物。短篇小说需要鲜活的人物性格,又给不了性格发育的篇幅,这就很矛盾了。短篇小说一旦超过了一万字,几乎就没法看了,说明我们的能力达不到。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短篇小说“在哪里”,即使看到了,手上的能力也需要跟上。短篇小说真真正正的是手上的才华,必须要有一手。
    鲁迅厉害,在辅助层面,也就是人物的“前史”,给杨二嫂起了一个绰号:“豆腐西施”。“西施”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名字,但“豆腐西施”味道变得非常糟糕,有了反讽的意味,附带着刻画了杨二嫂——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不是他娘的正调”。这为叙事层面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到了叙事层面,杨二嫂已经是一个五十开外的女人,我们看到的是小市民的恶俗,刁蛮、造谣、自私、贪婪,她的贪婪主要体现在算计上。因为算计,另一个绰号自然而然地就来了:是一个精准的计算工具,“圆规”。“豆腐西施”和“圆规”这两个绰号不只是有趣,还有它内在的逻辑性,其实是发展的,不要小看了这个发展,其实替代了短篇小说所欠缺的性格发育。
    这个线性非常珍贵。这个线性是鲁迅所鞭挞的国民性之一:流氓性。在鲁迅那里,流氓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鲁迅一生都在批判劣根性,这是他对国民性的一种总结。这个劣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强的部分和弱的部分。强的部分就是鲁迅所憎恨的流氓性,弱的部分则是鲁迅所憎恨的奴隶性。最令鲁迅痛心的是,这两个部分不只是体现在两种不同的人身上,在更多的时候,它体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这个总结是鲁迅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鲁迅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必须叹服鲁迅的深刻,流氓性通常伴随着奴性,奴性通常伴随着流氓性。
    “圆规”这个词属于科学。当民主与科学成为两面大旗的时候,科学术语出现在“五四”时期的小说里头不足为怪。但鲁迅把“圆规”这个词用在了杨二嫂身上的刹那,杨二嫂这个小说人物闪闪发光了。
    首先我们来看杨二嫂是谁?一个裹脚的女人。裹脚女人与圆规之间多么形似!我们再看杨二嫂是谁?一个工于心计的女流氓,她的特点就是算计,这一来杨二嫂和圆规之间就有了“某种”神似。如果再看一遍——杨二嫂到底是谁?她的算计原来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对物理世界的“运算”,而是人文意义上的、对他人的“暗算”。这一来,“圆规”这个词和科学、文明就完全不沾边了,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愚昧与邪恶。杨二嫂和“圆规”之间哪里有什么神似?一点都没有。这就是反讽的力量。一种强大的爆发力。可以这样说,“圆规”这个词就是捆在杨二嫂身上的定时炸弹,读者一看到就会爆。《故乡》写于1921年的1月,小一百年了。那时候,“圆规”可不是现代汉语里的常用词,在“之乎者也”的旁边,它是高大上。就是这么高大上的一个词,最终却落在了那样的一个女人身上。如果我们能够用“历史的眼光”去阅读经典,所获得的审美乐趣要宽阔得多。
    “我吃了一惊,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鲁迅的小说能力就是这样强。这一段文字里,作者先写自己,把自己的动态交代得清清楚楚,这个相当关键。这一来,作者的书写角度就确定了,保证了对杨二嫂的描写不再是客观描写,而成了“我”的主观感受。换句话说,“圆规”这个词并不属于杨二嫂,只属于“我”——你去喊杨二嫂“圆规”,她不会答应你的,她不知道“圆规”是什么。就是这么一个角度的转换,“圆规”,这个不兼容的语词即刻就兼容了,一点痕迹都没有。鲁迅和曹雪芹,可以让我们学习一辈子。
    《故乡》写闰土和写杨二嫂的笔法其实是一样的,也是两个半圆,一个属于叙事层面,一个属于辅助层面。但区别非常大。写女流氓杨二嫂,无论在叙事层面还是辅助层面,鲁迅是一以贯之的,也就是“冷眼”。鲁迅写闰土却是抒情的和诗意的。这一点在鲁迅的小说里极其罕见。但是,这一点尤其重要。鲁迅为什么那么不克制?写闰土为什么要那么抒情?那么诗意?
    在《故乡》里头,呈现流氓性的当然是圆规,而呈现奴性的呢?自然是闰土。写杨二嫂,鲁迅是顺着写的,一切都符合逻辑。写闰土呢?鲁迅却是反着写的。在辅助层面,鲁迅着力描绘了一个东西,那就是少年的“我”和少年的“闰土”之间的关系。人与人的自然性。它太美好了。在这里,鲁迅的笔调是抒情的,诗意的,这些文字就像泰坦尼克号,在海洋里任意驰骋。在“我”和“闰土”自然性的关系里头,“我”是弱势的,而“闰土”则要强势得多,这一点千万不能忽略。
    但是,刚刚来到叙事层面,鲁迅刚刚完成了对闰土的外貌描写,戏剧性即刻就出现了,几乎没有过渡,“他(闰土)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
    人与人的自然性戛然而止。一声“老爷”,是阶级性。它就是海洋里的冰山,它挡在泰坦尼克号的面前。泰坦尼克号,也就是鲁迅的抒情与诗意,一头就冲着冰山撞上去了,什么都没能挡住。弱势的“我”成了“老爷”,而强势的“闰土”到底做上了奴才。鲁迅在这些细微的地方做得格外好,大作家的大思想都是从细微处体现出来的,而不是相反。
    鲁迅为什么一反常态,要抒情?要诗意?他的用意一目了然了。在这里,所有的抒情和所有的诗意都在为小说的内部积蓄能量,在提速,就是为了撞击“老爷”那座冰山。这个撞击太悲伤了,太寒冷了,是文明的大灾难和大事故。在这里,我有六点需要补充:
    第一、奴性不是天然的,是奴役的一个结果。从闰土的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但是,杨二嫂是顺着写的,一切都非常符合逻辑。闰土呢?在他的天然性和奴性之间却没有过渡,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黑洞。这个黑洞里全部的内容,就是闰土如何被奴役、被异化的——鲁迅为什么反而没有写?它其实是不需要写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黑洞里的内容。小说家鲁迅的价值并不在于他说出了人人都不知道的东西,而是说出了大家都知道、但谁也不肯说的东西!这句话怎么说呢?这就是小说的修辞问题了,就存在一个写法的问题了。在《故乡》里头,鲁迅选择的是抒情与诗意。这也是必然的,小说一旦失去了对闰土自然性的描绘,鲁迅就无法体现“奴性是奴役的结果”这个基本的思想。
    伏尔泰在总结启蒙运动的时候说过极为重要的一句话:什么是启蒙?就是“勇敢地使用你的理性”。使用理性为什么要“勇敢地”?我从鲁迅那里多少知道了一些。使用理性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理性能力强不强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没有“勇敢地”去使用我的理性。
    第二、在闰土叫“我”老爷的过程中,什么都没有发生。也就是说,在闰土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非胁迫性的,它发自闰土的内心,是闰土内心的自我需求。在小说的进程里,这座冰山本来并不存在,但是,刹那间,闰土就把那座冰山从他的内心搬进了现实,闰土搬运的速度之快甚至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我”都来不及左转舵或右转舵。那是闰土的本能,那是一个奴才的本能。
    我喜欢“心慈手狠”的作家,鲁迅就是这样。因为嗅觉好,更因为耐力好、韧性足,鲁迅追踪的能力特别强,他会贴着你,盯住你,跑到你跑不动为止。然后,不是用标枪,而是掏出他的“匕首”——这才是鲁迅。许多人受不了鲁迅,乃至痛恨鲁迅,不是没有道理的。鲁迅也有他的老师,那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都有一个特点,不给你留有任何余地。鲁迅到底安排“我”母亲出现了。“我”母亲告诉闰土,“不要这样客气”“还是照旧(自然关系)”,闰土是怎么做的?闰土在第一时间做了自我检讨。闰土说,“那时是孩子,不懂事”这才是闰土内心的真实。不能说“闰土们”的内心没有理性,有的。这个理性就是奴性需求。在这个地方有两点很有意思:1.我们来看看奴性需求的表述方式:自我检讨;2.自我检讨的内容或者说智慧:“过去不懂事”。无论鲁迅对闰土抱有怎样的同情,他都不会给闰土留下哪怕一丁点余地的。这个作家就是这样,喜欢揭老底,不管你疼还是不疼。读者喜不喜欢这样的风格?这个我不好说。我只能告诉大家,鲁迅是把这种小说风格发挥到极端的一个小说家。
    什么是“懂事”?答案很清晰,“懂事”就是喊“老爷”,就是选择做奴才。在鲁迅的眼里,奴役的文化最为黑暗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不只是让你做奴才,还让你心甘情愿地、自觉地选择做奴才,就像鲁迅描写闰土的表情时所说的那样:又“欢喜”又“凄凉”。这是两颗子弹,个个都是十环,是神来之笔。这两个词就是奴才的两只瞳孔:欢喜、凄凉。
    第三、“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或者说作家,有两个基本的命题,反帝、反封建。这个所有人都知道,也没有任何疑问。不过,在大部分作家的眼里,反帝是第一位的,是政治诉求的出发点,民族存亡毕竟是大事。鲁迅则稍有区别,反帝,但反封建才是第一位的。反封建一直是鲁迅政治诉求和精神诉求的出发点。为什么?因为封建制度在“吃人”——它不让人做人,逼着人心甘情愿地做奴才。
    第四、在变革中国的大潮中,“五四”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或者说作家,在阶级批判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道德选择,那就是站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那一头,批判“统治者”。这是对的。毫无疑问,鲁迅也批判统治阶级的,但是,有一件事情鲁迅一刻也没有放弃,甚至于做得更多,那就是批判“被统治者”、反思“被侮辱”与“被损害”。他所谓“国民性”,所针对的主体恰恰是“被统治者”。在现代文学史上,这是鲁迅和其他作家区别最大的地方。从这一个意义上说,仅仅把鲁迅界定为伟大的“战士”是极不准确的,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启蒙者。当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作家都在界定“敌人是谁”的时候,鲁迅先生十分冷静地问了一句,“我是谁?”“我是谁”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敌人是谁”。其实,一部《呐喊》,它的潜台词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是谁?
    第五、不得不说情感。在阶级批判和社会批判的过程中,伴随着道德选择,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作家,尤其是作家,必然伴随着一个情感倾向和情感选择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现代文学就是抒情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向大众“示爱的文学”。鲁迅爱,但鲁迅是唯一一个“不肯示爱”的作家。他不能去示爱。一旦示爱,他将失去他“另类批判”的勇气与效果。所以,鲁迅极为克制,非常冷。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鲁迅的克制”与“鲁迅的冷”。
    第六、价值认同问题。和知识分子比较起来,在道德选择和情感选择的过程中,作家非常容易出现一个误判——价值与真理都在被压迫者的那一边。在这个问题上,鲁迅体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他没有从众。他的小说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价值与真理“不一定”在民众的那一边,虽然它同样“也不一定”在统治者那一边。鲁迅告诉我们,就一对对抗的阶级而言,价值与真理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一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其实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部分是鲁迅,一个部分是鲁迅之外的作家。在我的眼里,鲁迅和他同时代的作家,同质的部分是有的,但是,异质的部分更多,即使在今天,当然包括我自己,我们的文学在思想上都远远没有抵达鲁迅的高度。
    鲁迅太会写小说了。家都搬了,一家人都上路了,小说其实就结束了。就在“没有小说”的地方,鲁迅来了一个回头望月。通过回望,补强了小说的两位主人公,也就是“故乡”的两类人:强势的、聪明的、做稳了奴隶的流氓;迂讷的、蠢笨的、没有做稳奴隶的奴才。
    通过“我”母亲的追溯,我们知道了,一直惦记着“我”家家当的“圆规”终于干了两件事:1.明抢,抢东西;2.告密,告谁的密?告闰土的密。她在灰堆里头发现了一些碗碟,硬说是闰土干的。那十几个碗碟究竟是被谁埋起来的?是“圆规”干的还是闰土干的?那就不好说了。我只想说,一个短篇,如此圆满,还能留下这样一个悬念,实在是回味无穷的。
    这一笔还有一个好处,它使人物关系变得更加紧凑,结实了。在《故乡》里头,人物关系都是有关联的,甚至是相对应的。“我”和母亲,闰土和母亲,少年“我”和少年闰土,成年“我”和成年闰土,母亲和杨二嫂,“我”和杨二嫂,再加上一个宏儿和水生。可是,有两个人物始终没有照应起来,那就是杨二嫂和闰土。他们的关系是重要的,就是人民与人民的关系。很不幸,他们的关系是通过杨二嫂的告密而建立起来的,可见人民与人民并不是当然的朋友。他们的关系要比想象的还要复杂、还要深邃。这样的关系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人民与人民在共同利益面前的基本态度。
    同样是象征的还有闰土所索要的器物,香炉和烛台。香炉和烛台是一个中介,是偶像与崇拜者之间的中介。它们充分表明了闰土“没有做稳奴隶”的身份,为了早一点“做稳”,还要麻木下去,还要跪拜下去。无论作者因为“听将令”给我们这些读者留下了怎样一个光明的、充满希望的尾巴,那个渐渐远离的“故乡”大抵上只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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